日本检察官“正义守护者”形象被摧毁
一心想办大案不惜伪造证据——
日本检察官“正义守护者”形象被摧毁
日本检察官“正义守护者”形象被摧毁
日本检察厅素有“起诉必判罪”的“独立公正”执法形象。尤其是检察厅内负责政经大案调查的特搜部，更是反腐英雄的象征。让桥本龙太郎陷入困境的日本齿科牙科医生联盟会献金1亿日元的政治捐款事件、与民主党原干事长小泽一郎有牵连的西松建设贿赂事件等等，都曾震撼了日本政坛。但不久前发生在日本检察厅内部的一起为办大案不惜伪造证据的司法腐败案，却令其颜面扫地。更有日本媒体称，日本国民对被称为“正义守护者”的特搜检察官的信任也因此被彻底摧毁。
9月21日，由于涉嫌在日本厚生劳动省伪造文件案的调查中篡改查抄的资料，日本最高检察厅以毁灭证据的嫌疑逮捕了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检察官前田恒彦。10月1日，最高检察厅又逮捕了涉嫌包庇前田的大阪地方检察厅前特搜部部长大坪弘道和前特搜部副部长佐贺元明。后两人都曾是前田的上司，负责厚劳省伪造文件案的调查指挥工作。
事件缘起于2009年2月，大阪地方检察厅发现有人利用国家对残疾人邮件的减额（邮费）制度，大量邮寄和残疾人没有任何关系的邮件。涉案的不仅有家电企业，还有销售西服的店铺、兜售保健品的函购公司等。发出的邮件总数多达3180万封，如果按普通邮件邮寄的话，将会多花数十亿日元。
日本邮政业规定，残疾人团体需要提交厚生劳动省的相关科室出具的证明，才能享受邮资减免。而寄送邮件的残疾人团体“凛之会”，声称从厚生劳动省拿到了相关证明。检察厅特搜部决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但当时能出具这个证明的厚生劳动省负责残疾人问题的课长村木厚子已经调任局长，作为高级官员，更要弄清楚事实才能采取司法措施。
随着调查的深入，先是大量通过“凛之会”邮寄广告的广告公司总经理被逮捕，接着是家电企业的老板、“凛之会”的相关人员。5月，特搜部开始传讯厚生劳动省的股长及邮局的相关人员。6月14日，大阪检察官来到了厚生劳动省雇佣均等及儿童家庭局，逮捕了局长村木厚子，原因是村木局长在之前的岗位上命令下属为“凛之会”开具了相关的证明。检察官们还大规模搜查厚生劳动省，从那里拿走了成箱的文件。当时舆论一边倒地予以报道，似乎村木一案已成铁案。
这种舆论氛围与案件承办人的心理不谋而合。当时，特搜部主任检察官前田一心想着要办成大案，他十分相信村木的部下上村勉股长的招供，上村说是当时的村木课长直接命令自己出具的证明。于是前田推想，这个案件的脉络应该是：政治家游说高级官员，高级官员命令下属出具证明，寄送邮件的残疾人团体“凛之会”大量邮寄邮件，把应该缴纳的邮资“节省”了下来。通过“供词”，他们确定了政治家去找村木课长的日子，然后开始“请”政治家到特搜部来“喝茶”。但确切的调查表明，应该在“游说”村木的时间里，政治家们都在打高尔夫球。于是特搜部再研究供词，认为应该是在2004年6月上旬，村木课长命令上村股长开具了相关证明。从上村家里抄出来的软盘上，果然显示有2004年6月1日他制作相关文件的记录。但问题是：不可能是他先制作证明，然后村木再发出命令的吧？时间对不上。于是检察官们又“灵机一动”：只要把文件制作的日期做一些改动，一切就可以说得通了。主任检察官前田遂从家里带来手提电脑，在特搜部将软盘制作的时间改成了6月8日。事后，前田非常得意地对他的上司大坪和佐贺说：“我给她埋了定时炸弹”，并将修改后的软盘还给了上村股长。
如此公然使用造假证据，在检察厅竟然无人过问，反映了某些执法官员的法律神经已经麻木。即使一个人确实有罪，执法机关也不能采信违法证据，更何况是检察官伪造的证据。
检察官从来都是监督搜查别人，自己严重缺少监督，这是日本检察厅突发惊天大案的根本原因。出于对检察厅的一贯信赖，无论是大阪法院还是公众都没有对伪造的证据提出质疑。在村木宁死不招供的情况下，法院并没有支持检察厅提供的证据。2010年9月10日，大阪法院宣布被无辜关押164天的村木无罪释放。9月21日，《朝日新闻》发布爆炸性新闻：该报记者有机会阅读案宗，并发现原软盘的文书制成日与检察当局公布的日期不同，认定有人改动了文件制作日期。前田当即被捕。
“检察厅神话”的破灭，再次验证了一句老话———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日本检察厅虽然具有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和检察权，但由于办案人员心态过于骄傲急躁，执法理念失衡，必然为所欲为，滥用权力。虽然此案最终真相大白，但重新找回日本民众对检察厅的信任，尚需时日。更重要的是，社会对检察厅的监督，并没有形成体制常态，依靠偶然因素使违法者曝光并不是人们想看到的执法效果。
9月21日，由于涉嫌在日本厚生劳动省伪造文件案的调查中篡改查抄的资料，日本最高检察厅以毁灭证据的嫌疑逮捕了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检察官前田恒彦。10月1日，最高检察厅又逮捕了涉嫌包庇前田的大阪地方检察厅前特搜部部长大坪弘道和前特搜部副部长佐贺元明。后两人都曾是前田的上司，负责厚劳省伪造文件案的调查指挥工作。
事件缘起于2009年2月，大阪地方检察厅发现有人利用国家对残疾人邮件的减额（邮费）制度，大量邮寄和残疾人没有任何关系的邮件。涉案的不仅有家电企业，还有销售西服的店铺、兜售保健品的函购公司等。发出的邮件总数多达3180万封，如果按普通邮件邮寄的话，将会多花数十亿日元。
日本邮政业规定，残疾人团体需要提交厚生劳动省的相关科室出具的证明，才能享受邮资减免。而寄送邮件的残疾人团体“凛之会”，声称从厚生劳动省拿到了相关证明。检察厅特搜部决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但当时能出具这个证明的厚生劳动省负责残疾人问题的课长村木厚子已经调任局长，作为高级官员，更要弄清楚事实才能采取司法措施。
随着调查的深入，先是大量通过“凛之会”邮寄广告的广告公司总经理被逮捕，接着是家电企业的老板、“凛之会”的相关人员。5月，特搜部开始传讯厚生劳动省的股长及邮局的相关人员。6月14日，大阪检察官来到了厚生劳动省雇佣均等及儿童家庭局，逮捕了局长村木厚子，原因是村木局长在之前的岗位上命令下属为“凛之会”开具了相关的证明。检察官们还大规模搜查厚生劳动省，从那里拿走了成箱的文件。当时舆论一边倒地予以报道，似乎村木一案已成铁案。
这种舆论氛围与案件承办人的心理不谋而合。当时，特搜部主任检察官前田一心想着要办成大案，他十分相信村木的部下上村勉股长的招供，上村说是当时的村木课长直接命令自己出具的证明。于是前田推想，这个案件的脉络应该是：政治家游说高级官员，高级官员命令下属出具证明，寄送邮件的残疾人团体“凛之会”大量邮寄邮件，把应该缴纳的邮资“节省”了下来。通过“供词”，他们确定了政治家去找村木课长的日子，然后开始“请”政治家到特搜部来“喝茶”。但确切的调查表明，应该在“游说”村木的时间里，政治家们都在打高尔夫球。于是特搜部再研究供词，认为应该是在2004年6月上旬，村木课长命令上村股长开具了相关证明。从上村家里抄出来的软盘上，果然显示有2004年6月1日他制作相关文件的记录。但问题是：不可能是他先制作证明，然后村木再发出命令的吧？时间对不上。于是检察官们又“灵机一动”：只要把文件制作的日期做一些改动，一切就可以说得通了。主任检察官前田遂从家里带来手提电脑，在特搜部将软盘制作的时间改成了6月8日。事后，前田非常得意地对他的上司大坪和佐贺说：“我给她埋了定时炸弹”，并将修改后的软盘还给了上村股长。
如此公然使用造假证据，在检察厅竟然无人过问，反映了某些执法官员的法律神经已经麻木。即使一个人确实有罪，执法机关也不能采信违法证据，更何况是检察官伪造的证据。
检察官从来都是监督搜查别人，自己严重缺少监督，这是日本检察厅突发惊天大案的根本原因。出于对检察厅的一贯信赖，无论是大阪法院还是公众都没有对伪造的证据提出质疑。在村木宁死不招供的情况下，法院并没有支持检察厅提供的证据。2010年9月10日，大阪法院宣布被无辜关押164天的村木无罪释放。9月21日，《朝日新闻》发布爆炸性新闻：该报记者有机会阅读案宗，并发现原软盘的文书制成日与检察当局公布的日期不同，认定有人改动了文件制作日期。前田当即被捕。
“检察厅神话”的破灭，再次验证了一句老话———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日本检察厅虽然具有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和检察权，但由于办案人员心态过于骄傲急躁，执法理念失衡，必然为所欲为，滥用权力。虽然此案最终真相大白，但重新找回日本民众对检察厅的信任，尚需时日。更重要的是，社会对检察厅的监督，并没有形成体制常态，依靠偶然因素使违法者曝光并不是人们想看到的执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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