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独立初期贪腐大案频发
王德华
在印度政府宣布“原则上同意”反贪领袖哈萨雷提出的反腐方案后，这位被称为“新甘地”的活动家于8月28日结束为期12天的绝食行动。但对于印度来说，这仅仅是“反腐战争”的开始。在贪腐问题上，西方媒体有评论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贪腐没现在这么猖獗，果真如此吗？未必！
印度执政党、百年老党国大党在“圣雄”甘地领导时期，是比较重视反腐的。1939年5月，针对社会上抱怨国会部门腐败的现象，甘地称“宁可给整个国会一个体面的葬礼，也不能忍受腐败猖獗”。而尼赫鲁在1946年就任临时政府总理之前就抓肃贪，他说：印度贪腐比比皆是，十分猖獗。但印度1947年获得独立后，腐败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圣雄”甘地最后一次绝食部分程度上就与腐败问题有关。甘地的秘书曾披露说，1947年12月初的日子里，甘地好像是“最痛苦的人”。现实使他痛心疾首，万念俱灰。但是“圣雄”并不愿意就此罢手、放弃真理。他指责新政府日益腐败，谴责各部部长举行盛大豪华的宴会一个接一个……1948年1月13日，甘地开始绝食。
不过，公认的开印度独立后腐败历史先河的则是1947-1948年的吉普车丑闻事件。1947年印巴分治后，爆发了第一次印巴战争。当时印度陆军急需一批用于崎岖山路的吉普车，于是时任印度驻伦敦高级专员克里希纳·梅农，以800万卢比的价格向一家外国公司订购4603辆吉普车。但由于没有正规协定，车子迟迟没有交货，后来交货时克什米尔战争已经结束，而且交付的吉普车质量不达标。
这起事件震动议会。卷入其中的专员梅农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深得总理尼赫鲁信任，两人的特殊交情尽人皆知。（1962年，正是在时任国防部长梅农等人建议下，尼赫鲁发动对华战争）其实，当时就有人揭发梅农以自己的名义介入几桩可疑交易，致使印度政府损失数千万卢比，而最显眼的就是吉普车事件。不少人相信，梅农的朋友们从中捞到很多好处，印度审计总监和财政部长也建议起诉当事人。但尼赫鲁坚决反对，否认其中有任何不正当和不道德的行为，也否认给国家造成损失，只承认监督不严和判断失误。
据说，负责这一案件的“艾扬加尔调查委员会”后来提交一份调查报告，但具体内容一直没有被公开。1955年9月30日，尼赫鲁宣布这个案件的处理决定，梅农因失职得到行政处分。但第二年，尼赫鲁竟不顾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国大党议会领导人的反对，任命梅农担任政府不管部部长，后来梅农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政坛高官频频涉案
在“吉普车丑闻”事件后，另一起震动印度政坛的案件发生在1951年9月，这次涉案的一名叫摩德加尔的议员。摩德加尔被曝从孟买某商会收受贿赂2000卢比帮助该商会游说，而摩德加尔的不当行为又与尼赫鲁的女婿费罗兹·甘地有关联。得知此事后，尼赫鲁作出将摩德加尔驱逐出议会的决定，费罗兹·甘地也被行政警告。
如果说盟友梅农的案件没让尼赫鲁对政坛腐败有多大感受的话，摩德加尔案则让他很受震动。事件发生几周后，尼赫鲁写信给所有的首席部长，表示有必要制定一些标准来约束议员的行为。因为在这之前，无论是国会还是地方议会，都有这样一个倾向，即议员们不太注重自己的行为。不过，尼赫鲁的建议“雷声大，雨点小”，直到46年后，印度联邦院（上院）才成立一个规范议员行为的委员会，又过了4年，人民院（下院）才跟着实施。如此拖延的根本原因就是议员们私下的抵制。
除了这宗案件，1949年内阁部长拉奥·什维·巴哈杜尔·辛格因帮助伪造采矿文件并收受2.5万卢比（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卢比）的贿赂而坐牢；1958年财政部长克里什南马查理因帮助一家国营的保险基金拿到一个合同而被解除职务；1959年印度保险公司负责人拉马克里希南·达尔米亚由于挪用220万卢比而被判刑两年，而另一个贪污2.2亿卢比的航空公司老板达拉姆·特嘉在欧洲被捕并判刑6年。
几个报告难阻贪腐蔓延
针对腐败问题，印度政府在独立初期也做了很多工作。早在1951年，印度政府就推出由退休官员戈瓦拉牵头起草的《戈瓦拉报告》。该报告对印度独立初期出现的腐败，尤其是政治腐败在政府部门中带来的极坏影响提出严厉批评。报告将印度腐败分为三大类：一是以文官为导向的腐败；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腐败；三是以公共权力为导向的腐败。报告指出，政府应建立反贪肃贪机构，制定各级政府机构的反贪方案。《戈瓦拉报告》是印度最早的关于腐败的正式报告，然而，它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1953年，印度咨询专家阿普尔比领衔提出《阿普尔比报告》，强调印度文官制度需要改革，称当时是一种封建性质的制度。他提出改革公共行政机构的建议。1966年，即尼赫鲁死后两年，印度著名政治家莫拉尔吉·德赛提出预防腐败的几大措施，如按行政需求确定内阁规模，由副总理领导行政改革等。但这些建议也没有被落到实处。
有分析认为，尽管尼赫鲁不想要腐败的政府，但由于他本人对金钱没有兴趣，因此对追查和惩处政客中的腐败行为缺乏应有的重视。他对部长们的标准是：只要工作成效好，观念进步，可以弥补在经济问题上不拘小节或利用公职之便让朋友牟利的错误。如此一来，发展到尼赫鲁总理任内的后期，政府部门的主要问题就是腐败风行了，并逐渐成为层层官僚的通病。尽管人们众口一词地议论需要打击和根除腐败，但尼赫鲁始终认为反对派夸大了政府腐败的程度。他公开断言：“大体而论，我们的政府属于世界上最少腐败的政府之一。”
尼赫鲁对腐败问题的“忽视”，与他担心追究和防止腐败活动可能助长印度人动辄喜欢人格毁损有关。“我们的政治正逐渐陷入困境，大多数人都在相互攻讦对方腐化和犯有其他罪过，这表明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宜提倡的心态。”他说。但尼赫鲁这一做法客观上纵容了政治腐败，打开了腐败合法化的大门。到了1969年，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成为总理，随后推行一系列方便筹措政党经费的政治、金融改革，结果政商勾结的“黑金政治”进一步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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