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从“税收国家”向“福利国家”转型的18世纪，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财税暴政”如何代表了腐败政治，加剧了贫富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

“劫贫济富”的帝国税政
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研究中心  高　波

　　整个18世纪，此起彼伏的对外冲突给英国岁入和政府财政施加了巨大压力，也给制度性的税政腐败埋下了诱因。如果说财税政策主要是回答政府“怎么征税”和“如何花钱”这两大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当时的英国税政：第一，向弱势群体榨钱；第二，到战场上烧钱。
　　
　　国家财税政策丧失了国民收入调节的应有职能，成了权贵阶层进行“合法抢劫”的法制手段
　　
　　18世纪的英国首相即第一财政大臣，或者说财政大臣就是事实上的政府首脑，从中可见财政政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英国不但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而且其财税体制和财税政策在适应国家向“财政-军事国家”的转型中得到调整。国王和内阁大臣们利用政治特权和立法控制，将国家财税政策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其丧失了国民收入调节的应有职能，成了权贵阶层进行“合法抢劫”的法制手段。
　　
　　贵族统治阶层通过征收消费税把最大的税收负担转嫁给了广大的普通民众。如在1692-171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土地税即土地贵族们所承担的税赋被固定在4先令上。而且，土地税只占到贵族收入的20%，在国家总收入中的比例只占约25%。这使得英国贵族保持了对土地和财富的垄断地位。1646年英国全国土地税总计为247万英镑，到了1778年尽管可耕农田大为增加，且地租增加了一倍，然而全国土地税反而下降到195万英镑。长期的低额土地税使大地主既分享了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经济高速成长的“蛋糕”，又逃避了其应负的税责。
　　
　　在这种政治背景和利益格局之下，近现代以来，英国的税赋结构基本上是农业税逐渐减少，商税和间接税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为间接税是“看不见”的，向国民开征商品税、消费税，很容易隐藏在价格之中。今天的人们不需要太复杂的换算，就不难理解英国政府为什么要从18世纪中期起开始重点征收消费税，因为这样可以从繁荣的工商业和消费活动中获取高收益，以弥补日益膨胀的帝国财政亏空。而这种税基萎缩现象和“跑冒滴漏”弊病，只是处于腐败高发期的英国社会之冰山一隅。
　　
　　在那个时代，英国“深受行政腐败之害。进入18世纪以后，税收官员以其征税‘开支’为借口而索取大量费用，并且在将所征收的资金上交到财政部之前赚取利息，这些都绝非个别现象”。特别是“公共资金被许多经手官员侵吞，税收到达财政部所花费的时间过程助长了机会主义”。一组数字可以提供一个关于政府倾力征敛的旁证：1708年，在财政机构的4780名全职雇员中，负责消费税的有2247名，负责关税的有1839名；到了1782-1783年，在财政机构全部7222名全职雇员中，负责消费税的增加到4908名，负责关税的有2205名。
　　
　　威廉·葛德文依据当时的经济资料统计指出，英格兰的土地税收入比一个世纪前减少了50万英镑，但每年由社会所有民众负担的消费税却比17世纪末增加了1300万英镑。尽管消费税是一种选择税，但却成为让广大民众“分摊”国家税负的一种有效形式。这使得王室和政府的税收政策“乃是一种把富人的负担转嫁给穷人的企图”，也是一种官员偷窃国家的体系。
　　
　　政府如此热衷征收消费税，或许还有另一个隐情，向悭吝的贵族地主阶级收税一向并不容易，他们可是社会的强势利益集团。那些可以在议会中因税负而咆哮的贵族如同动物园里的老虎和狮子，相比而言，向老百姓征收消费税，如同剪羊毛、拔鹅毛那样，比较不会遭到激烈的反对和抗争。无怪乎一位法国政治家在评论英国的税收政策时曾揶揄道：“税收的艺术在于从鹅身上拔毛最多而不让它叫唤。”
　　
　　扭曲的税收杠杆，事实上传递的是政治腐败和政策腐败的余波
　　
　　尽管向国民施加“税压”的力度与日俱增，但国家的财政状况却十分糟糕。截至1783年底，国会拨出的军费中有4000万英镑用途不明，公债达到2.5亿英镑，“政府信誉很低，内阁不受信任”。关键在于，在“税收法定”、“议会制税”的幌子下，“下议院主要管一切公务，因为有关款项的法案只能由下议院提出”，只要控制了下议院，就等于有了独揽税政的渠道。这种“传递”和分配国家财富的过程，打造了扭曲的税收杠杆，事实上传递的是政治腐败和政策腐败的余波。
　　
　　北美独立战争和英法七年战争的一败一胜，带给乔治三世国王的绝不仅是一得一失，一悲一喜。“战争的绵长和开支的沉重，始料未及，伴随而来的公共债务的增长速度，更叫人头晕目眩，甚至吓坏了大多数最繁荣、最富有和最善于理财的国家”。18世纪的英国政府年度开支增加了15倍。从1695到1795年间，英国年度债务偿付支出则从60万英镑（以不变价格计算）上升到680万英镑，1816年仅利息费用就已达1790年的3倍。在全球化的起潮期，战火硝烟和蒸汽煤烟中崛起的大不列颠帝国，从一开始就游走在政府破产的边缘。
　　
　　与此同时，政府机构不断增多，人数不断膨胀，行政官员薪俸、年金等各项收入都必须由政府王室提供。不堪重负的王室于是开始明码标价出售贵族官衔，尽管这点收入对于缓解财政困难无异于杯水车薪。
　　
　　“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财政国家和战争国家”，军费和国债的增加导致政府不得不为了避免“破产”而透支公共信用。为了应付战争的巨大军费开支和平衡财政与税收的关系，英国政府采取了负债型财税政策：先通过政府举债支付战争开销，然后再通过和平时期的征税分期偿债。英国政府之所以热衷于采取透支国家税赋的方式，其所打的如意算盘是：在战争期间保证了应急所需（短期），在和平时期降低了利率成本（长期）。“这种一边大量借钱，一边大量花钱的双向体制就像是一个风箱，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国家本身的发展吹风打气”。透支型政府或者说负债型政府，事实上是在透支民众的税赋。所谓英国崛起中的“金融革命”和“财政-军事国家”的转型，只不过是用民众赋予的公共信用再向民众举债的资本游戏。
　　
　　不负责任的透支型财政政策及其恶性公债潮的实际效果非常严重，英国学者形象地说：“它像一个漏斗，通过它，主要由居民支付的税收以越来越高的比例，转移到‘公债持有人’这一小小富有阶级的腰包中。”
　　
　　长期的通货膨胀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甚至成为国民斥责政客们搞制度性腐败的绝佳证据
　　
　　由于不列颠国库从来都是入不敷出的，在透支型财税政策下，为保证战争机器正常转动，政府的另一个惯用办法是采取通货膨胀（发行新货币、银行券等以支付政府账单）的方式来应付。但几乎接踵而至的每一次财政危机都使货币越印越多，同时贬值的幅度越来越大。
　　
　　人们常说：一部货币史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英国人舒克保-伊维林的统计表明，1050-1800年期间英国物价提高了20倍。而据布朗和霍普金斯的统计，在1050年到1980年的930年间，英国的消费物价上涨了308倍。如果分段统计，则在19世纪之前有2个物价飞涨期：一是1511-1631年，消费物价指数从97涨到682，120年间消费物价水平上涨了6.03倍，每年递增1.6%；二是在乔治三世执政后的1761-1813年间，消费物价指数从614上涨到1881，52年间上涨了2.06倍，每年递增2.2%。
　　
　　第一次通胀期是“最硬货币”的通货膨胀，即发现新大陆后廉价贵金属涌入欧洲，使得西班牙掀起的物价上涨潮散播全欧，英国物价也提升6倍并不再回复。这无异于公开的掠夺。因此，人们常常将通货膨胀比作吸毒，不过这种累积性通胀烧掉的可是大家的钱，透支的也是大家的未来。即使像每年3%这一似乎小幅度的价格增长都意味着它会使物价水平在23年又6个月中翻一番并可能在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年限内达致四倍，通货膨胀会使中等收入的人士越来越难以靠自己的收入安度晚年；通货膨胀不鼓励储蓄却鼓励负债；而且，通货膨胀经由摧毁中产阶级而在彻底的无产者与富裕者之间造成了一道危险的鸿沟，这可以说是经历了长期通货膨胀的社会都具有的一项可怕的特征，而且也是这些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甚至成为国民斥责政客们搞制度性腐败的绝佳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