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过去20年游历过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其中有最清廉的北欧诸国，有被腐败问题困扰的南亚地区，也有分布全球各地的“转型国家”或“新兴国家”。无论是与政府官员接触提供政策分析和咨询，还是在街头巷尾与车夫、小贩闲聊，关于反腐和清廉都是绕不开的话题，这也引发笔者很多思考：为什么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被西方看好的“民主国家”的反腐成效不够大？为什么有的国家把反腐当成打击政敌的借口？为什么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不断加大反腐力度，却没有成为像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那样的“清廉典范”？为什么高度清廉的冰岛却在国家治理方面出现严重问题？答案是，打击和治理腐败，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决心，需要持之以恒的投入以及严明、公正的法治。反腐败是为了建立高效、透明、问责的国家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忽悠民众。

　　印度人羡慕中国对贪官“动真格”

　　很多亚洲国家的民众把反腐成败寄托在领导人的反腐力度上。在2012年的东帝汶总统选举中，鲁阿克通过申报公示自己的财产取信于民，扭转了本不被看好的选举形势。

　　在亚洲，南亚地区的民众对本国领导人反腐不力最为失望。记得2000年在巴基斯坦，当时的司法部长就告诉笔者：“我们有全世界最‘完美’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在执行时却因人而异，效果大打折扣。巴基斯坦反腐未来的方向不是制定更多、更严苛的法律，而是要多研究一下执行的问题。”

　　“腐败是摧毁人民生活的癌症。”曾有阿富汗的司法部官员这样表示。阿富汗当地百姓和精英都说官员腐败是西方援助机构金钱“养”出来的。

　　印度人民对腐败深恶痛绝，特别是对过去议员即使面临犯罪指控也可以保留议员资格逍遥法外的现象不满。笔者同印度的许多媒体人探讨过：“为什么印度媒体在制约腐败问题上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些印度媒体人摇头感叹：“印度媒体都属于私人所有，如何能保证真正的媒体自由？”有的印度人认为，只有向中国学，动真格的，印度的反腐败才会有希望。

　　各国民众参与把反腐运动推向高潮

　　全球反腐败运动近20年来经历过三波浪潮。随着世界银行的报告中第一次出现“反腐”提法，反腐成了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探讨腐败成因和治理之道的论著多了，各国对腐败现象频频出手打击，西方国家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种反腐方面的咨询和建议。2001年发生“9·11”事件后，以美国强力推动欧盟打击恐怖主义为标志，反腐浪潮进入第二波，很多国家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立法打击洗钱犯罪。全球反腐运动的第三波浪潮伴随着2005年欧盟东扩出现，欧洲理事会此前通过的《反腐败刑法公约》和《反腐败民法公约》为联合打击跨国腐败打下基础。公民社会广泛参与反腐运动的模式在各地也逐渐形成。

　　许多人常把“民主”跟“清廉”等同起来，但细看许多民主国家在国际性反腐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上的排名却很靠后。其中一个例子是菲律宾，它的清廉指数排名常在百名之后，2013年与印度并列为第94位。上世纪80年代，总统马科斯被推翻的罪名之一就是腐败。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运动对贪官构成强大威慑，但想成为新加坡或中国香港那样的“清廉典范”却很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惩治腐败的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腐败行为进行严明、公正的法律制裁；其次，要打击和制约腐败，还要有媒体的监督和群众的举报。对涉嫌贪腐的事件必须处理，否则被举报的腐败官员官照做，钱照收，司法体系就会失去公信力，激起更大的公愤。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还表明，反腐除了要有严明的法律制度和公正执法，充足的资源投入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研究表明，新加坡和香港廉政公署的经费，按人口平均大致为每人每年240美元，印度投入的反腐经费则人均不到0.49美元。

　　政府清廉和国家治理要有效结合

　　印度网民2010年开办“我行贿了”等呼吁人们举报腐败行为的网站，说出自己被迫送礼的经历，揭发那些收受贿赂的官员名字。这一民间行动确实让一些地方官员受到惩处，但对印度低效且本身难逃腐败诟病的司法制度而言，人们再多举报几个贪官又能怎么样？有印度朋友说，法院待受理的案件堆积如山，被揭出的官员真要等到起诉和审理不知道是何年何月。所以，像“我行贿了”网站虽然颇有创意，但最后也逃脱不了被束之高阁的命运。在走私泛滥、金融监管形同虚设的印尼，笔者的感触是，谈反腐如果离开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就失去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和公正执行的根本，而空谈民主对腐败的制约，也只能是缘木求鱼。

　　腐败多发让一些国家的百姓不满，但在冰岛这样的“最清廉国家”，民众也有自己的烦恼。冰岛政府前几年因债务危机险些崩溃，亮丽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掩盖了脆弱不堪的国家治理，2009年元旦时任冰岛总理甚至被示威者追打。有统计数字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躲避人均20多万美元的负债，两年内移民或离开冰岛的有10612人，相当于冰岛总人口的1/30。（廖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