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援引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冤案数量惊人，平均每25名死刑犯中就有1人无辜；非死刑犯中，冤案数量难以统计，但预计同样不会是小数目。

    分析人士认为，冤案数量多存在多方面原因，例如警方迫于舆论压力匆忙结案、执法机构对有色人种存在很大偏见、检方为提高办案速度而迫使被告认罪等。另外，美国当局在对蒙冤者资金补偿方面重重设限，导致不少悲剧家庭难以获得足够的补偿。

    1 冤案数量触目惊心

    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塞缪尔·格罗斯7月下旬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冤案数量惊人，平均每25名死刑犯中就有1人无辜。

    格罗斯援引他去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月刊上的调查数据称，大约4.1％的死刑犯后来被证实为无罪。这还仅仅是死刑犯中的冤案比例，并未包括较轻刑罚中的错判比例。

    法律专家介绍，与有期徒刑等较轻刑罚相比，美国对死刑的判处情况纪录尤为详细。格罗斯表示，除死刑外的其他刑罚记录相对简略，增加了统计冤案的难度，因此眼下无法判断除死刑外的其他刑罚冤案比例。

    不过，格罗斯认为，鉴于美国每年刑事案件数以百万计，超过200万人正在狱中服刑，哪怕其中只有1％的冤案比例，也意味着上万人蒙冤坐牢。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已纳入统计的冤案，仅是现已查明真相、可以还当事人以清白的案件；至于仍然蒙冤未雪的人，事实上并未被计算在冤案之列。

   多年来，格罗斯负责编辑美国《全国免罪登记》，其中收编了很多冤案故事和数据。这名法学教授确信，还有很多蒙冤被告从不曾被发现，也再无机会重获清白。

    在这份美国免罪登记档案中，共1625人最终沉冤得雪，而他们的平均服刑时间超过9年。2014年，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3名谋杀案被告终于洗清罪名，而此时他们已经在狱中服刑39年，这意味着他们的壮年岁月全部浪费在牢狱中，事业、亲情和爱情均付之流水。

    格罗斯介绍，《全国免罪登记》平均每星期会收到4封至5封来自罪犯的信件，内容均为声称自己无罪。格罗斯等人对此束手无策，因为这份档案登记属于研究性质，其编辑团队既无法代表罪犯申辩、也无力调查具体案件。格罗斯表示，他认为其中不乏蒙冤入狱者，其中一些人即使写了千百封自辩信，也很难让人真正注意到他们的案子。

    2 查找原因以谋对策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冤案数量惊人有多方面原因。包括警方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匆忙结案影响办案质量，执法机构对社会底层人士及有色人种存在很大偏见，以及警方采用非法审讯手段等。

    法律界人士注意到，在美国负责审理轻罪的法庭上，大多数被告选择认罪，尽管其中不少人其实是无辜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认罪呢？首先，其中不少人无力支付保释金，在案件审理之前只能在狱中等待。检方往往会给他们开出条件：只要认罪，便可获轻判；如果拒绝认罪，则可能在狱中等待数月甚至数年后才开始审案，且要冒着最终仍不能洗刷罪名的风险。

    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鉴于上述因素，一个被告若想证明自己的清白，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大多数人出于无奈，只得认罪。

    美国阿拉斯加州男子瓦斯里·格雷戈里2014年7月被控骚扰一名警官。那名警官称，格雷戈里“显然喝醉了……我试图帮助格雷戈里走向警车，但他挣扎开，反而伸手挠抓我”。随后，格雷戈里在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形下认罪。

    然而一年后，一则监控录像显示，那名警官用手铐铐住格雷戈里，反复推他撞向人行道。真相大白，格雷戈里无罪释放。

    2014年，美国得克萨斯州哈里斯郡45名与毒品犯罪有关的被告终于洗清罪名，其中一些人已经背了数年“黑锅”。实验室化验结果显示，他们被收缴的物品当中并没有毒品成分。

    去年9月，时任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罗纳德·梅琴宣布成立一个冤案审查工作组，专门调查可能存在误判的案件，以便为蒙冤者洗刷罪名。另外，纽约、达拉斯等多个城市也设立了类似的工作组，以期减少冤案数量。

    格罗斯承认，近年来美国司法部门对冤案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善，比以前更主动调查、合作及承认过错。一些分析人士则提醒，要减少冤案数量，必须加大相关资金投入，例如对案件作更详尽的调查、审理案件更细致、检方不能诱使被告认罪以加快办案速度等。

    3 寻求补偿障碍重重

    一旦发现冤案，如何对蒙冤者作出补偿是不少人关注的焦点。

    然而，据美国专栏作家拉德利·巴尔科观察，全美大约20个州根本没有任何关于补偿蒙冤者的法律；在其余的州，尽管有相关法律可循，但是限制重重，结果导致大量蒙冤者无法获得补偿。

    例如，一些州规定，如果蒙冤者曾经认罪，那么即便后来证明他们实属冤枉，也将无法寻求获得补偿。鉴于在美国司法体系下，不少被告由于担心官司旷日持久、且审判结果又难以预料，于是宁愿以轻判作为条件、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这种意在提高办案效率的做法，反而成了蒙冤者在洗刷罪名后寻求国家补偿的“障碍”。

    另外，一些州规定，蒙冤者必须在程序上完全获得免罪才能寻求国家补偿。具体而言，这往往要求重审案件中要有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作为证据。如果缺乏DNA证据，则蒙冤者不能被视为完全免罪。

    就补偿金额而言，大多数州会根据蒙冤者的入狱年数来设定补偿金，例如一个名为“无罪工程”的项目建议按照5万美元乘以入狱年数进行补偿。可是，这笔补偿金只能发给蒙冤者本人，而非他（她）的家人；一旦蒙冤者死亡，则补偿金取消发放，其家人无法领取。

    巴尔科认为，这一规定非常不合理。首先，蒙冤者的家人也是受害者，特别是家庭妇女和未成年儿女，他们在经济上和情感上都蒙受巨大损失。其次，这留下一个漏洞，使得检方可能故意拖延时间，一旦蒙冤者因病去世，便无需再对其作出补偿。

    纽约男子威廉·洛佩斯因被控谋杀，蒙冤入狱23年，直到2013年1月才洗刷罪名获释。他的壮年生涯全部耗在狱中，获释时已经55岁。他随后提起诉讼，要求当局对他提供1.24亿美元补偿金。然而，寻求补偿金的官司耗费时日，洛佩斯最终于2014年9月20日病逝，没能在生前盼到补偿金。

    洛佩斯出狱后曾说，打算尽可能“修复”自己的人生，包括四处旅游、上大学、帮妻子经营生意等。按照律师杰弗里·德什科维奇的说法，“他的人生被硬生生夺走了……他（生前）多么盼望能获得补偿”。（杨舒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