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决策者公开地抵制美国模式，将其作为一个反模式予以抨击，捍卫着混合经济、社会契约和民族文化的正当性。精英的呼吁和大众的配合，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法国人对于民族使命的坚守和执着。”

    世界格局中的困惑

    经过二战残酷的洗礼，欧洲国家普遍面临着政治整合、经济重建和恢复文化传统的重大任务。作为传统的欧洲强国，法国不仅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更关心其作为完整的民族国家所秉持的独立身份。所幸的是，作为杰出的民族独立奋斗者和政治家，戴高乐主导了战后法国的恢复与重建，并为法国带来了近三十年的辉煌时期。戴高乐主义令法国在战后重建和国际事务中积累了可观的政治实力，在经济重建中实现了法国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型，同时成功地鼓励了法国人的信心，似乎仍然可以延续过去的辉煌，保持世界性强国的国际地位，从而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欢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变革。

    但是，法国的信心似乎仅仅持续了二十多年。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戴高乐主义受到严峻考验。法国在外交上的平衡政策不再奏效，美苏之间的直接对抗与妥协往往并不顾及法国的利益，法国核力量的独立性也受到威胁，被动地纳入到美苏主导的军控谈判之中。经济干预政策在70年代后期开始遭遇瓶颈，不仅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同时导致世界上的投资者几乎全部将法国排除在外。经济政策常常被诟病为意识形态主导而非实用主义。

    法国的社会生活方式受到美国文化的大规模入侵，以迪士尼和可口可乐为代表的消费文化走入法国寻常百姓家，甚至令英语流行文化占据了年轻人的世界。法国的衰落令其不断反观自身：应该如何理解法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应该如何协调法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乃至，法国的发展模式是否需要彻底的扬弃与更新？

    正是看到法国的犹豫与摇摆，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库索尔在《法兰西道路》（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一书中采取了独特的角度，探讨法国如何在与美国的对比中，通过接受或者拒绝美国的价值观和实力，完成了自我发展道路的探索。库索尔曾在其1993年的著作《引诱法国人》中仔细审查了法国战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并认为这种坚定的探索在80年代初发生了重大的动摇，从而被迫直面“全球化”的大潮流。对于法国来说，全球化首先意味着要面对“美国化”，因为当时的语境中，美国代表了一种无限发展的可能。《法兰西道路》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的续写，即法国在遭遇挫折后如何重新站立，在屡次失败中认清自身定位，从而探索出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研究对于所有处在“美国化”冲击之下的国家都有着普遍的借鉴意义。

    挫折下的坚韧

    法国在80年代对美国的欢迎建立在对苏联的恐惧之上。苏联在非洲和阿富汗的行动，及其在中欧部署的对准法国等国家的中程多弹头导弹，令法国确切地感觉到需要大西洋联盟的支持。法国从戴高乐时期拒绝将自身拉入任何争端的中立态度，转变为需要美国保证欧洲大陆安全。这一军事和外交政策的改变，实质上是法国含蓄地承认，仅凭自己之力已无法单独面对冷战威胁。里根时代的美国并未将法国视为特别需要重视的盟友，而仅仅是大西洋联盟中的普通成员，需要听从美国在欧洲的整体战略安排。因此，在诸如欧苏天然气管道计划，轰炸利比亚军事行动等行动中，强迫法国予以全方位配合。法国因为恐惧而对大西洋联盟简单说即美国所做的妥协，并未赢得尊重和优势。

    冷战结束之后，这种业已存在的龃龉在更大范围内爆发。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后，法国借助联合国力量主导的地面行动与和平对话未能阻止冲突的升级，反而陷入了无法收场的尴尬境地，不得已最终求助北约的军事力量，采取了美国的密集空袭方案。当战争处理权全面移交给美国之后，法国便丧失了所有回旋余地。类似的情境在关税与贸易协定谈判、北约扩张等事务中反复出现。二十世纪末的一系列国际事件表明，即便依靠多边组织的力量，法国也很难在彻底摆脱美国的情况下，在国际事务中有较大作为。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格局已经形成，法国必须纠正原有心态，将姿态限定在欧洲区域之内，才可能重新寻找到行动空间。

    在经济领域，法国对开放和全球化的抗拒同样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打击。经济增长动力的匮乏，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封闭的投资金融体系，令即便是左派领导人也看到了其中的弊端。相较之下，美国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却充满活力。对于发生在大西洋彼岸的一切，法国人并非故步自封，视而不见。但同时，法国人也清楚地认识到，纯粹的市场模式无法提供充足的公共福利，保证普遍的生活质量。

    因此，在坚持基本社会福利的基础之上，以若斯潘为代表的政治家探索出一条新的法兰西道路，开启“隐形”的经济改革：在保留养老金制度的同时，引进自愿性“退休储蓄”计划；在缩短工作时间的同时，允许灵活的用工制度；通过政府扶持与国家项目的方式，普及因特网技术和信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企业创新。

    另一方面，法国的商业管理者勇于实践与创新，积极学习美国公司治理方案，创办小而美的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却在公共事务中保持低调和审慎，将自己视为法兰西共和国成员中的普通一员，坚持对平等精神的尊重，坚持对团结与共同体精神的热爱，依旧尊崇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引以为傲的文化传统。

    在文化领域，法国同样面临着美国流行文化的全面冲击。迪士尼、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尽管经过艰难的挣扎，仍旧在法国扎根下来，并受到年轻人的热烈追捧；美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占据了越来越多普通法国人的心灵和视野；英语甚至因其实用性，在科学和商业等领域广泛普及，撼动了作为民族文化的“法语”的地位。法国人的焦虑伴随着传统文化符号的弱化而增加。

    但是，在关乎民族精神的事务上，法国人却不肯轻易妥协。恰恰在美国文化的刺激下，法国的应对展现出更大的活力。他们一方面积极推动跨国公司的本土化进程，令美国产品增加法国文化特色，另一方面主动学习美国文化产业运作经验，创设如阿斯特里克斯主题公园等更能代表法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文化企业。

    法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文化保护政策，如补贴法国电影产业，制定外国电影配额制度，设立语言使用法律，以此保证法国民族精神的凝聚和统一。无论这些努力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产生效果，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法国人对民族底色的坚持和对生活方式的坚定维护。

    在开放中坚持自主性

    库索尔的《法兰西道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法国的新视角，即当一个国家在遇到重重压力时，恰恰是在与外部压迫性力量的反复较量与交锋中，在向外界世界的学习和对自身传统的坚守中，找到了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法国无法完全拒绝美国的影响，但绝不会轻易地把自己塑造成另一个美国。唯有以开放的态度审查这一互动过程，以坚韧的精神经历变革的阵痛，才能真正地在自主的道路上前行。

    法国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发明人，美国则更像是这些观念和传统的彻底实践者。美国的崛起和法国的衰落演绎着西方文明内部的交叠更替，更为直观地展现出实力消长与文明传承之间的紧密关系。面对国家实力的变化，法国必须要务实地调整战略目标，以更加理性的态度面对现状，从而恰当地分配国家资源，为自身发展留出空间。同时，在新的外部环境之下，法国需要选择性地借鉴美国的有益做法，作为改革与创新的方向，才能始终保证发展活力，不会淹没在颠簸的世界潮流之中。

    但是，国家实力的对比并不能代表一切。法国人尽管在国际事务和经济生活中有所妥协，但在文化领域中仍然抱持着坚定态度，始终不肯轻易地退让。法国决策者公开地抵制美国模式，将其作为一个反模式予以抨击，捍卫着混合经济、社会契约和民族文化的正当性。精英的呼吁和大众的配合，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法国人对民族使命的坚守和执着。尽管不可能轻易地抵挡住美国带来的文化冲击，尽管更为国际化的年轻一代对美国流行文化有着更多的好感，但他们仍将其视为不涉及根本的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选择，并不具有任何替代性。当今法国人对本土食物的尊重，对土地情结的肯定，对光荣和伟大的崇敬，对公共争辩的推崇，仍然令其与美国保持着截然分明的界限。

    中国的国家实力日益强大，中国人对国家的信心也日益增强。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瞻远瞩，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发挥建设性的引领作用。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世界舞台上空回荡的大国之声，铿锵有力，影响深远。中国在拥有更大影响力的同时，承担起了更多的国际责任。同时，作为一个外在于西方文明的东方国度，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冲击也必将更大。向西方学习的百年历程使我们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也难免对中华文明的基因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

    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既要继续借鉴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等有益的做法，更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始终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保持文明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始终清醒地看到自身文化与历史的来龙与去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秉中国气象，走中国道路。

    （邱晨曦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