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简介

　　可以这么说，一个人格低下的领导者，无法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无法肩负起事业和历史的担当。所以，领导干部千万不要小看了官员的人格作用。就整个社会来讲，当历史进入到社会转型转轨的今天，领导干部的人格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领导干部人格的整体快速下滑，各级政府官员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的普遍缺失，是吏治腐败的突出象征。如果吏治腐败得不到扼制，则一定会动摇政权的根基，这是社会各个层面的人们最为担心的。许多人都在忧虑、思考、研究这个问题，刘长富是其中之一，于是就动手写了《做官与修德》这本书。

　　内容选摘

    享受创造性

　　不论哪个层次的领导者，总是要制定政策做决断，只是决策的内容、要求和所产生的影响力有所区别。一般来说，领导干部的智慧和才能是分层次的。有些人博闻强记，能够把许多知识、数字、事件、人头记在脑子里，他的脑袋就像个电脑，到用的时候，那些东西一下都跑出来了；有些人能够融会贯通，特别善于举一反三，把林林总总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再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把相互间具有一致性的思想揭示出来；有些人富有悟性，不管什么事情一点就透，而且能够在杂乱的事物中，理出头绪，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有些人长于创造，通过富有创新创意的思维，提出与众不同、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思路、新办法。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具有创造性思维，这属于最高层次的智慧。具有这种素质的领导者，一般都充满开拓精神，敢于挑战新事物，不断开拓未知领域，全力争取获得成功。一个富有创造性决策智慧的领导干部，总是会以他为轴心，形成一个巨大的磁力场，千千万万的人信任他、敬佩他，愿意忠心耿耿地围着他、跟着他，为他决策中提出的目标去拼搏、去努力。因为人们能够从奋斗中，看到成功的希望。

　　按照中英、中葡之间的条约规定，到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的主权要回归中国。然而，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却是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的一场大戏，所面对的是整个西方社会。让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管理体系，融入到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框架内，这是多么复杂的社会经济学！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他高瞻远瞩的气魄和无与伦比的智慧，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决策，使得中国面临的极其复杂、极为严峻的港澳回归问题迎刃而解。实行“一国两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找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没有先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又从未涉及，邓小平把它创造了出来，这个决策引领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在中英两国领导人谈及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时，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告诉撒切尔夫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一国两制”战略决策的创造，不仅体现了邓小平伟大的政治智慧，也展现出他那伟大而持久的人格魅力。

　　“一国两制”是国家最高层的决策，也有最低层次的一个小村庄的决策，同样具有创造性的意义。农业大国中国的广大农村，怎样才能摆脱贫困落后，解决能吃上饭、吃饱饭的温饱问题，走上富裕的道路？1978年冬天，朱元璋的老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严宏军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不能再吃大锅饭了，要实行土地承包。于是，他带领18个农民，冒着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帽子的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土地承包，如同一个小火星，在中国大地燃起熊熊烈火；如同一声响雷，唤醒了人们沉睡的意识。一个实行土地承包的小岗村，炸开了中国落后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以土地改革助推农村改革，又以农村改革促进整个中国的改革。小岗村的一个土地承包决策，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起点，成为中国走向富裕文明的开端。

　　创造性的决策富有极大的能量，它依靠智力的巧妙设计，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出最大的效能。特别是在对策性问题中，依常规走路往往造成失误，或者事倍功半，而创造性的决策却常常能够出奇制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施和享受创造性决策，有些值得注意和借鉴的基本要素。

　　实施创造性决策要有战略家的眼光。一粒平淡无奇而又无颜色的种子，却能带给我们一个生机盎然的绿色世界。这需要你的眼力，需要你有于混沌中洞察事物的长远眼光。不要抱有实用主义态度，因眼前得失而遮住双眼。铸就战略家的眼光，首先要有正确的价值理念的提升和引导，不使自己沉溺于超功利、超实用的陷阱，摆脱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1947年3月，蒋介石对延安紧逼围剿，形成大兵压境、泰山压顶之势。是继续留在延安，固守这片圣地，还是撤出延安，以求来日再图？当时的中国革命处在两难的十字路口。毛泽东审时度势，以战略家的气魄决定放弃延安。这个决策是痛苦的，却又是必须的。毛泽东在撤离延安时告诉全党，现在撤离延安，是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目的是永远得到延安。这个决策的全部意义就16个字：“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16个字的决策，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也成为中国革命迅速走向胜利的转折。

　　工作失误，会造成损失，如果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不少领导干部只盯着金钱物质的直接损失，而忽视决策失误所产生的损害。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决策好比往山上推一块大石头，方向对、路径好、人心齐，可以顺利把石头推到山顶，反之，推到半山腰的石头，将会重新滚落到山底出发时的原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这种回落不仅使我们所做的工作回到了初始的起点，而回落本身就意味着倒退。领导干部每一个重要而又比较困难决策的做出，必然经历认知上的冲突，这时需要决策者用独到的眼光和自我批判精神，根据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去选择一个更好的方案，而不是追求最好的方案。特别是创造性的决策方案，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修正、补充和完善。所以，具有自我批评精神，敢于否定自我的创造性决策者，不仅气度大、眼光远，而且富有敢冒险、能担当的美好人格。

　　实施创造性决策要有哲学家的宇宙观。许多人常常手抚地球仪，以无比敬佩的崇敬心理，缅怀第一个证实地球是圆的航海家麦哲伦。同时，也提出个大大的疑问：中国的郑和比麦哲伦早144年出海远航，他那先进浩大的船队在28年间，先后七次越洋远航，怎么就没有发现地球是圆的呢？追根溯源，是麦哲伦与郑和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不同，决策的出发点和目标不同，最终的结果也不相同。对此，詹克明在《为什么是麦哲伦》一文中说得非常好：凡属人类文明的重大发现，或是处在历史紧要关头之时，决定成败的首要因素是他自身的宇宙观。依据正确的宇宙观必定所向披靡，锐不可当，以弱胜强。倘若观念谬误，哪怕你占据对比悬殊的巨大优势，也终难成大业，即使赢在起跑线上，终点处却总会让别人独戴桂冠。

　　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作出的一些决策，为什么不能实施下去，即使勉强推行下去，为什么没有得出好的结果，甚至有的决策有害于社会和人民？根本原因是决策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错了。决策者心里没有揣着正确的观念，所作决策的方向一定要发生偏差，或者滑向错误。而如果决策者的观念正确，决策的方向就不会脱离客观现实的轨道，即使前进的路上有沟坎、有障碍、有风险，前途依然是光明的。这是一个规律。

　　实施创造性决策要有发散性思维。我国著名科学家李四光说过，“搞科学如果没有新发现，科学便死了。”新发现就是创造性，而创造性富有耀眼的斑斓色彩，具有神奇的想象空间。严巍讲过一个“再画一幅画”的故事。

　　一家公司老板要在新招聘的几十名员工中选一位自己的助手，便在黑板上贴了一张白纸。他说：“我想让你们互相认识一下，请你们上来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这张白纸上。”应聘者依次走上讲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白纸上，很快就写满了五颜六色的名字。这时，老板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你们在座的，有谁能在这张纸上再画一幅画呢？”其实，这张写满名字的纸上已经没有空白的地方了。所有的人都愣住了。这时有一个员工走上讲台，把那张白纸轻轻地翻过来，又重新粘贴在黑板上，然后拿起彩笔画上了一朵娇艳的花朵。成功的决定竟如此简单，在把一张纸轻轻一翻的瞬间就完成了。

　　这个有趣的故事，虽然事情小，可蕴含的道理大。思维的定式太多地束缚了人们的鲜活灵感，太多地束缚了人们的反向思维，从而失去了思维的广阔性和预见性，以及必要的想象力。作了茧的蚕，看不到茧壳以外的世界；井底下的蛙，看不到井外的天地。那么，领导干部怎样运用发散性思维，实现决策的创造性？

　　第一，要有批判的精神。创造性决策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对认知背景始终保持一种批判态度，不因循旧习，不囿于定格，不墨守成规。“萧规曹随”是一个有名的典故。萧何是汉初三杰之一，对刘邦打天下出力最多、贡献最大，帮助刘邦治国理政也建树颇丰，政绩卓著。萧何死后，由曹参继任相国。曹参知道自己的能力，就采取这样一个做法：萧何制定的政策法令不加修改地全盘执行。朝廷上下多有非议，而曹参不为所动，他对皇上说：陛下不如高皇帝，我不如萧相国，高皇帝和萧相国平定天下，又制定了一整套政策规章，我们能够一切照办不失职就行了。由于曹参头脑里都是陈规戒律，做了三年宰相，平平淡淡地未有像样的建树。领导干部决策中的批判精神，不是无端怀疑人的认识世界的能力，更不是对不确定事物的躲闪而消极无为，批判精神的实质是倡导和鼓励人们探索未知，坚信人们能够认识和解决不确定环境条件下，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这是积极进取的认识论基础。领导干部有了这种积极的、进取的批判精神，在实施决策时就能不拘于成见，不盲从权威，善于从多方面看问题，善于进行独立思考，不把任何一种理念固定化，不把任何一种经验绝对化，不把任何一种方法模式化，从而能够在决策实践中，既不断调整和重构自己的认知背景，又尽力改进决策主体本身，使自己的决策水平能力逐步提高。

　　第二，要有对新事物特点的敏感。对重大问题的决策，除了理念和经验，敏感是极端重要的。这种敏感，既是对事态新特点的敏感，也是对事物发展新动向的敏感，更是对事物运行可能产生新结果的敏感。在这种敏感的基础上，以求异思维科学地回答和解决发展中提出的新课题。18世纪的欧洲，爆发了一种叫天花的大病恶疾，四处横行肆虐的天花，弄得美丽的欧洲成了恐怖的世界，许多人染病丧生，街上到处都是麻脸的人。医生和专家夜以继日地研究天花病人，试图攻克天花病毒，但没有结果。有一个叫琴纳的乡村医生，面对如此恶疾，他把自己的思维转了一个弯，把眼睛从天花病人身上移开，专门盯着那些挤牛奶的女工。他纳闷，那些挤牛奶的女工们为什么都是红光满面，没有一个得天花落麻脸的？经过研究和思索，琴纳终于明白，这些挤奶女工在感染轻微的牛痘后，就不再生天花了。于是，琴纳发明了一种预防天花的“种牛痘”的方法。小小牛痘，成为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福音，不仅拯救了千千万万的生命，也保护了千千万万个漂亮的脸蛋。

　　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思维转个弯，思想的空间地广天阔。爱迪生的门罗实验室有一次被大火烧毁，这是多么大的不幸！可爱迪生并不悲观，面对被烧成灰烬的废墟，轻松地对大家说，“我们的一切错误全部烧光了，正好重新开始”。这不仅显示了爱迪生宽阔的胸怀，更展现了他科学的思维方法。任何存在的事物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要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好的事情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坏的事情也包含着向好的方面转化的因素。事情就是这样相辅相成地存在着。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要善于让自己的思维转个弯，这就会给你以信心、智慧和力量。

　　第三，要突破单纯经验判断的束缚。领导干部在社会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在新的环境、新的工作中，他们常常运用类推的方法，以经验为基础作出决策，去解决相同或相类似的问题，有成功，但常常会失败，自己把自己推进了陷阱。这就是感性经验之于理性认识的局限性。巴蒙蒂埃是法国著名的农学家。在一次战争中，他成了德国人的俘虏。在这期间，他经常吃马铃薯，感觉非常好。释放归国时，他偷偷将马铃薯带回法国，并劝说人们种植。可是，法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马铃薯，对此不屑一顾，谁也不去种它，马铃薯被冷落了。这个挫折使巴蒙蒂埃调转思维，不再正面劝说，而是采取了另外一个策略。1787年，他自己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始种植马铃薯，只是请求国王派遣全副武装的士兵在田野里看守，制造严禁的假象。这么一包装、一禁止，反而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许多人利用晚上看守士兵撤走的机会，偷偷跑到地里挖出马铃薯，种到自家的菜地里。由此，马铃薯在法国成了好东西。就这样，千言万语人们无动于衷，一言不发却使人争先恐后。

　　这启示我们，任何经验的简单重复，都不能带来知识的增长，也不会使经验得到升华。如果打开视野，冲破经验的束缚，就会在不断积累新知识中，创造出新的经验。当我们要判断天鹅是否都是白色时，用不着、也不可能去观察所有的天鹅。相反，我们只需看见一只黑天鹅，就可以得出并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结论。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我们真知的东西，而如果误以熟知的东西为真知，并以此为根据实施决策，难免要犯错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