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一：王某，中共党员，某市公安局财务科科长。2008至2009年，王某在负责所在公安局后勤基建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工程承包商梁某谋取利益。2010年上半年，王某向梁某索取100万元。2010年年底，因分管基建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被立案调查，王某担心事情暴露，便于2011年5月与梁某补签借款协议，回赠价值40万元的建材给梁某公司。

　　案情二：韩某，中共党员，某局局长。2011年春节期间，在办公楼工程承揽方面受到照顾的张某送给韩某现金2万元。韩某碍于面子，收下现金，但在张某离开时，回赠价值约2万元的高档白酒和香烟。

　　分歧意见

　　案例一中，王某利用职务便利，索要100万元，无疑构成受贿，但对价值40万元的回赠是否应从受贿总额中扣除存在分歧。案例二中，对韩某碍于面子收下现金，却及时回赠礼品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也存在赞成与不赞成的分歧。

　　评析意见

　　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在收受贿赂后，常常于某些情形下回赠行贿人一定数量的财物。对回赠财物数额是否应从受贿总额中扣除，实践并未达成共识。

　　笔者认为，回赠财物数额是否应当从受贿总额中扣除，不能一概而论，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甄别。

　　一是看回赠的时间是否及时。若国家工作人员在收受财物时当场回赠或者事后及时回赠，则其接受财物的行为与回赠的行为是一个整体，表明其主观上没有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这时回赠财物数额应从受贿总额中扣除。案例一中，王某的回赠发生在索贿既遂约一年后，且是在分管领导被立案调查后为之，表明其主观上是为了掩盖受贿行为，因而其回赠财物数额不能从受贿总额中扣除。案例二中，韩某当场回赠财物，说明其主观上没有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应将回赠财物数额从受贿总额中扣除。

　　二是看回赠财物数额的大小。回赠财物价值原则上应与行贿人所送财物价值相当。案例一中，王某索要他人100万元，但仅回赠价值40万元的建材，表明其主观上明显具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其回赠只不过是为了逃避组织调查，掩人耳目，此种情形，不应将回赠财物数额从受贿总额中扣除。案例二中，韩某回赠张某财物的数额与其接受财物的数额大体相当，说明其主观上没有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

　　三是看回赠的动机、原因。如果因相关的人或事案发而回赠，或者在行为人被立案调查后，辩称双方系人情往来或已通过回赠将受贿财物退还行贿人，则表明行为人的回赠是为了逃避组织调查，这时，回赠财物数额不应从受贿总额中扣除。若收受财物是碍于情面不好拒绝，并于事后回赠财物，则不宜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这时，回赠财物数额应从受贿总额中扣除。

　　四是看双方关系，有无正常经济往来、人情交往。馈赠、回赠一般发生在关系较为亲密的同学、战友、老乡、故交等情况下，双方的人情往来是双向的，数额基本对等，否则，即考虑认定为受贿。

　　综上，案例一中，王某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100万元现金，已构成受贿既遂，其回赠价值40万元的建材是因为分管领导被查处，担心受牵连，目的是为了掩盖受贿的违纪事实，故不应从受贿总额中扣除。同时，其受贿数额巨大，已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案例二中，韩某虽然碍于面子接受了他人财物，但及时回赠价值大体相当的财物，表明其主观上没有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因而，不应将其行为认定为受贿。（刘飞 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