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审理一市级部门下属单位负责人郭某案件时，因室里同志对其收受购物卡的认定有不同意见，领导便安排我们审理室与郭某补充谈话，进一步核对相关事实。

    室主任对我说：“你是案件主审，比别人熟悉案情，由你负责和郭某谈话。”

    我感到责任重大，做了不少“功课”，仔细梳理、摘记了有关案卷证据，以及郭某的家庭背景等情况。但是，我们又了解到郭某最近的情绪波动很大。必须对症下药，我打定了主意。

    我们对郭某说明来意后，郭某便说：“我原来交代的购物卡问题，其实是我自己掏钱办的，不是别人送的。”我没有顺着他的话继续，而是问：“组织向司法机关证明你在调查期间有主动交代情节，对此你有异议吗？”“没有！”他肯定地说。

    我反问他：“你花自己的钱去买购物卡，再用购物卡去买门面房，为什么不直接用现金购买？”原来，郭某在调查期间承认将收受的购物卡抵作现金，给自己购买了一间门面房。

    郭某思索片刻后改口说：“其中至少两三万元的购物卡是我用自己的钱办的。”看到郭某由起初的全部否认到现在的大部分承认，我赶紧继续追问：“你用自己的钱购买购物卡准备做什么用？”

    “我打算给单位跑项目拉关系，没送出去就留下了……”郭某越说声音越小，可能连他自己都感到底气不足。“你办购物卡的时候有没有人证或者发票收据？”“没有。我给单位同事和家人都没说过办卡的事情。”郭某说话的气势又弱了几分。

    这时“火候”已经差不多了，我严肃地说：“你要知道不如实交代问题是要承担法纪责任的，而且是影响主动交代情节认定的！”他听后陷入了沉默。

    “你今年58岁了，亲人们都盼着你早日出去吧？你千万不要一错再错了！”这番话，好像触动了郭某的心弦，他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不住地用手抹眼泪。

    等到郭某的情绪稳定下来，我又接着问起购物卡的事情。这回他没有逃避，如实交代了有关购物卡的细节。临走，他拉住我的手，道出心声：“这几天我想多了，有一些顾虑。”

    案件审理阶段被调查人因担心法纪的惩罚，心态会发生变化，可能出现推卸责任或否认有关问题的情况。所以，审理谈话只有做最坏可能的设想、做最有的放矢的准备，坚持政策攻心、证据说理，才能拾遗补缺、核清事实。

    （作者马鹏俊单位：陕西省宝鸡市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