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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忏悔书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

编辑:邹太平 发表时间:2016-10-18 10:30 来源:检察日报

  凡是上过学的人对“检讨书”大都不会陌生,甚至有的学生写起检讨书来能信手拈来,再有顽皮些的,甚至能洋洋洒洒写出些文采来。

  4月17日,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内展出了题为《“3+1”各自表述》展览,在这个组合展览中,艺术家金锋就展出了一件主题为《贪官忏悔录》的作品。

  秦桧夫妇站像

  听说金锋是在2005年。那场由秦桧夫妇站像——《跪了492年,我们想站起来喘口气了》引起的轩然大波,由于作者的大胆和思维方式的独特,让记者深深记住了金峰这个名字。

  再次见到这个名字,就与北大的一个展厅联系在了一起。

  一间百余平方米的展厅内,没有展台,也没有悬挂的展品,展出的作品以地板的形式出现在每个观众的脚下。

  这个不同于寻常的展厅,让人惊讶的不单是它的展出形式,还有它展出的内容。

  铺在地面上的近300块大理石上雕刻着来自数十位贪官写下的忏悔书,展厅正前方的一个架子上,载着雕刻了“如何写检讨书”的大理石展板。

  这件在全国最高学府内展出的作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网上的评论各不相同,有的网友大赞作者构思巧妙,对此啧啧称奇;有的网友认为作者借贪官炒作,赚噱头,还有的网友提出搞这样的艺术是否能赚钱;甚至有的网友直接针对艺术家本人进行抨击。

  面对各种声音,艺术家的创作动机是什么?他又想表达什么呢?5月6日,《贪官忏悔录》的作者金锋向记者娓娓道来。

    《贪官忏悔录》是一种方式

  金锋位于北京顺义区火神营的工作室里,排列整齐的书画覆盖了整整两面墙,一张刻满假新闻的墙壁拓片是一个大大的亮点,而屋子里的另一个亮点则是甫一进门就能看到的标本——一条龇牙咧嘴、凶相毕露的狗。

  “一提出在北京大学办展览,我就想起来曾经从网络上看到过的一则消息,关于2006年北大自主招生的一道考题的,考官让考生以贪官的口吻写一篇检讨书。可是,如何让这些完全没有经历过贪腐的孩子们,写出一篇有血有肉的检讨书?我认为这是一件很荒诞的事情,但是同时说明了北大是一个思想原创、开放的高等学府。我就希望在我来到北大做展览的时候,把这个话题做回验证。”金锋一边熟练地完成了洗茶、沏茶、倒茶的一系列动作,一边介绍《贪官忏悔录》的创作灵感。

  “我把展厅设想成一个忏悔室一样的空间,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灵魂的确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东西,我们很难与之对话。在中国,所谓的忏悔或检讨大都是形式主义的,只有在极端被动的情形下,我们才惠顾自我的心灵,它不是自觉与自省的,它是外力‘胁迫’的结果。我们的成长经历中,几乎都有过写检讨的历史,我们的记忆史中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痕迹。而这件作品又不同于一般展品摆放在展台、悬挂在墙壁上的模式。”讲起展厅别具一格的布置,金锋显得很满意。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搜到了很多贪官的检讨、忏悔书,然后根据展厅的面积,下载了两万五千字,那些文字被刻在大理石上铺成地面,当观众进入展厅欣赏我的作品的时候,会不自觉地低下头去看那些刻在大理石地板上的文字,就好像是在低着头虔诚地忏悔。再加上我们都曾有过写检讨书的经历,对这种文字的传达方式,应该有所体会,对心灵的触动也就更大一些。”

  “创作期间我还在百度上搜索了‘如何写检讨书’,把这个也列为我作品的一部分,和这些已经成型的贪官忏悔书放在一起,形成一种相当有讽刺意味的效果——这些贪官检讨书不约而同地都是按照格式写出来的,像是八股文一样,很模式化,跟检讨书格式几乎一模一样。” 对于贪官们的忏悔书,金锋认为,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忏悔。

    “当然,也有一些贪官在判刑之后写出了心里话。”金锋补充说。

  “有一段忏悔书我记得很清楚,‘痛苦啊,正值狗年之际,不幸东窗事发,我的那些贪赃枉法之事被人抖搂了出来。’这种开头很有意思,左小祖咒(一位具有诗人、小说家、音乐制作人多重身份的艺术家)看到了之后很兴奋地跟我说‘哇,这个可以做歌词,我可以唱啊!这段作歌词太棒了!’他单独让我把这段话留下,他觉得这写的就是歌词,他会唱的。我们看了这段话会觉得很滑稽,但是也有它真实的一面。平时,我们不大会用这样的词去表述那样一个心态,但是在一个胁迫下面,这样的句子就出来了,平时这样的真实是没有的,因为压根就没有时间让你去如此的真实一把。”

  “《贪官忏悔书》依然沿用了我近几年在问题现场中来转换作品的创作方式,由于博物馆建筑的布展限制,我无法在墙面上继续实施其他的想法。所以,这件作品还将会继续做下去。有人说,我只是在一个‘事实’上做‘事实’本身,没有超越‘事实’。我觉得这没有关系,我越来越觉得,艺术的功能是有限的,但当它成为我反思工具的时候,艺术才活在我的思想之中,才成为我话语表达方式的途径之一。”

  对于观众来说甚是完美的《贪官忏悔录》,金锋却认为它“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差”,他觉得“用自己的认真态度去面对它了,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用个人化的处理办法实践了,想要说的话也都在作品里了,算是完成。”“但是,如果真正从一个更高的要求来转变自己,从自己想发展的艺术未来的方面来看,这件作品只算是过程中的一件,谈不上是众多作品中响亮的一个。”

  展厅门口放置了一个留言簿,金锋说,他看到留言簿中很多留言关于感动,关于人性,他觉得“这个展览没有白做,算是有点效果”。“当然,我欢迎批评,希望有更多不同的声音跟我交流。”

    “金锋过手”

  “金锋过手”,是金锋在创作中一直使用的印章,这枚印章一直伴随着他,见证了他多年的艺术之路。

  从美院毕业后做老师,到后来任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学术部负责人,再到现在的独立艺术家,金锋认为“自己顺着一条合适的路径发展着自己的艺术人生”。

  “我现在专注于当代艺术。当代艺术这个词九十年代才出现在我国,西方早就有了,我们以前叫做先锋艺术、前卫艺术,现在就叫做当代艺术。我认为,当代艺术不是作品的形式,而首先是问题,问题第一,形式是跟随问题慢慢跟上来的,问题是为思想服务的一个手段。所以,我的作品形式是各种各样的,有墙面的,有空间的,也有行为的,宗旨是为表现特定论题,形式可以不拘一格,是为我的想法服务的。”谈到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金锋明确了自己的观点。

  “‘3+x’组合,是我今年刚到北京时成立的,意思是由我、原弓和左小祖咒固定的三个人再加上未知的艺术家一起举办展览的模式。‘3+x’其实不是一个联展,它是几个独立的个展,是一种尝试,它的主题是‘各自表述’,在展览过程中我们亮出各自的态度,各人保持了各人的价值观,各人有对自我的一个呈现方式。‘3+x’的整个模式,它是一个变数,在未来的过程中,我们也说不清楚它会走多远。”

  “反观我们的组合,它很有意思,背景非常不同,各自也算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算是一个比较艺术家化的人,二十多年过来,还一直保持艺术家这样一个身份,又喜欢写作,喜欢教书,算是个伪知识分子;左小祖咒是个音乐人,他是两栖明星,在艺术圈内参与活动很早,更多的他是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歌手出现在大家面前;原弓是一个商人,是一个非常会做生意的人,有自己的美术馆,做过美术馆的馆长,快五十岁的时候考上了艺术研究院的博士,然后所有的生意就都不做了,把自己的人生定位于用艺术家的方式结束自己的后半辈子。我们三个人走在一起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并且我们三位的固定是因为有个基金支持我们三个人创作。这次找奚建军也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奚建军在英国生活了25年,现在刚回国不久,他用西方生活的经历反观中国现状的时候,也有话可说。所以‘各自表述’首先是有话要说,其次才是合在一起如何去说。‘如何去说’这才是作品的一个形式。”

  “无论如何,这件作品让我把我的艺术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了。更重要的在于,它沟通了艺术和现实,这也是第一次让我感受到网络力量的强大以及民间意志的作用。”对于这件作品,金锋说出了自己的初衷。

    感恩的态度

  金锋生长在江苏常州,随着个人艺术道路的发展他奔赴上海,在上海艺术圈内摸爬滚打近十年后,他又把自己的工作室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和原弓、左小祖咒一起,住在顺义区火神营的一个艺术园区里。对于自己生活的变迁,抱着一种感恩的态度。

  “我是江苏常州人,这个物质富足的南方城市充满温润的人文情结,那里安逸的生活赋予我作为一个艺术人的性格基础。在将近不惑的年纪,我来到上海,这个快节奏的城市教会我独立。现在,我人在北京,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内涵和容量,相比之下,这里有更多的机会,也孕育着更多的合作。在北京,我结识了更多的圈里圈外的朋友,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我最终的落脚点,但是,我能感受到,在北京我会实现对自己的跨越。”

  “现在,我的灵感和大多的创作方式来源于网络。”金锋直言不讳,他过着宅男的生活,像他本人向往的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一样,几乎每天的生活就是看书,上网,喝茶,创作,还有一些时候就是和朋友一起喝茶聊天,他说“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很纯粹,很充实,让我有时间去思考人生,去充电、创作”。

  临近采访结束,记者还是没能忍住询问了工作室门口那只狗标本。金锋笑着说:“这条狗也是个作品的策划,作品是要给这狗装上金牙,名字就叫做‘让一部分狗先富起来’。”■

    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的检讨书

  面对神圣的国徽,我深知自己罪行严重、性质恶劣、影响极大,我的所作所为玷污了党的形象,降低了党的威望,挫伤了党群、干群关系。由于我忘记了人民公仆的神圣职责,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殷切重托,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我觉得这完全是罪有应得。

  我是大学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安徽工作的。在安徽,我是一个外乡人,又没有什么背景,不到40岁就被提拔为县委书记(1984年1月任宿县县委书记),是当时全省县委书记中唯一的省委委员;任地委书记时(1987年5月任宿县地委书记),是全省最年轻的地委书记。48岁那年我当上了副省长,后又被提升为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我深深懂得,这些都是党组织的精心培养和教育的结果。

  回忆这些年来,面对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觉得自己风里来、雨里去,一天忙到晚,也够辛苦的,看到老板们一个个大把大把地捞钱,潇潇洒洒生活,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吃亏了,产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当年在地委工作时曾经作出的承诺慢慢开始动摇,从接受一瓶高级酒、一条高档香烟、一件名牌衣服,到1992年春节接受张某送来的1万元现金,一开始还是在推来推去中不自然地收下。觉得拒绝了人家,面子上过意不去,但似乎又觉得利用职权收受金钱不应该,思想上的斗争非常激烈,可是在下不为例的借口中产生了侥幸心理。思想上的防线一旦决口,就会一泻千里,防不胜防。从起初的收受几千元到后来几十万元,我都来者不拒,且收得心安理得,逐渐变得麻木不仁,结果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能自拔。收了礼后,我便插手干部使用和人事安排工作,通过各种手段提拔亲信知己。人事安排,对当时的我来说,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举手之劳,打个电话或者开会时给有关人员打个招呼就完事了。

  人一旦政治上失节,后果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就在王怀忠等人案发后,会议传达、媒体介绍了案情,特别是看了有关录像,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想到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后怕,主要是担心东窗事发。在这种情况下,我惶惶不可终日,赶紧和家属绞尽脑汁清理了一下近年来收受的礼金,在心里列出了一个“清单”,并四处转移,对认为是不够可靠的人送来的礼金进行退还。晚上回到家中,每当有人登门拜访,我就匆匆上楼,装作不在家,以为客人送来的金钱、礼品,反正不是自己亲自收下的,家属收礼,与己无关。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可笑,真是自欺欺人。我现在常常这样想,为什么过去收入低、生活苦,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心里却感到很踏实;现在吃不愁、穿不愁,可以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物质生活十分丰富,可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这恐怕还是思想认识问题,还是自己意志薄弱、精神空虚的原因。

  我在安徽工作了37年,走遍了淮河两岸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田间地头都曾留下了我的身影、我的奋斗和我的拼搏。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和地位,而我却一意孤行,辜负了当地百姓的重托,辜负了父母的养育之恩。时间不会倒流,我要彻底悔罪,并愿配合有关部门,现身说法警示党员干部,做从宽处理的典型。(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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