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在大狱中苦苦煎熬的囚犯，特别盼望皇帝家能发生什么特大喜事，比如老太后过六十、七十大寿，多年不育的皇后喜得皇子等。每逢此时，皇上不免“龙颜大悦”，一高兴，就要“大赦天下”，囚犯们就有可能重见天日。但这种赦免并非“浩荡皇恩泽及万物”，而是其他罪犯都能赦，就是不赦贪官。

　　唐朝国力最强，好事最稠，大赦也最多。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大赦，包括死刑犯在内的囚犯一律赦免，但规定官吏枉法贪财者不赦。开元二十年，唐玄宗下令大赦，同样规定犯赃贿不予赦免。宋太祖在位16年中两次大赦，也规定官吏受贿者不赦。与宋朝同时存在的金王朝，世宗完颜雍也曾颁布有关条例，明确规定:“吏犯赃罪，虽令赦不叙。”明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恒串通中央六部及府、州、县的一些官员作弊，侵吞官粮2400万石，全国各地卷入此案官吏多达数万人。案发之后，朱元璋大为震怒，将涉及案件的数万之众全部处死，并昭告天下:“朕召有司除奸，顾复生奸扰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以后的皇帝们也曾多次下达赦令，但均强调贪官不能赦免。

　　历朝历代都不赦贪官，固有前后沿袭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历代统治者都有一个共识，即贪官的危害性比任何一种罪犯都大，因此，谁都能赦免，就是贪官不能赦免。以今日的法律制度而言，虽然不搞“大赦天下”了，但仍有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司法政策。如果说“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旧时“歧视”贪官的做法不可盲目照搬，贪官也有权享受“优惠”，但无论如何，对贪官重于其他罪犯的危害性，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对贪官“法内施恩”如减刑、假释等要慎之又慎。

　　贪官与小偷比，小偷偷1000元，失主损失就是1000元，而贪官受贿1000元，就可能造成国家成百上千倍的损失。广东湛江特大走私案中的海关关长曹某，受贿只有200多万元，可因他带来的海关洞开，就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多达上百亿元。福建厦门走私大案中所有贪官受贿总额不到两个亿，可是他们造成的关税流失多达300多亿元。据经济学家胡鞍钢匡算，腐败每年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有1万亿元之巨。毫无疑问，贪官要是成了气候，就会亡党亡国。这样的话，贪官不是比小偷更可恶百倍千倍，又岂能赦免?

　　贪官与伤害犯比，一般情况下，一个伤害犯不过伤害一个人，而重庆綦江原副县长林某因受贿10万元，弄权渎职，造成彩虹桥垮塌事件，一下子就死了几十人，谁的“杀伤力”更大，结果不是很清楚吗?

　　贪官与卖假货的奸商比，奸商骗人钱财，所得有限，又极易被人识破，贪官卖官鬻爵，不仅自己中饱私囊，还养出一批新贪官，四处祸害百姓，败坏党和政府名声。江西广丰有卖官书记，广西有卖官专员，安徽阜阳有卖官市长，其治下一片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其危害不是比奸商要大得多吗?

　　当然，这绝对不是有心为小偷、伤害犯、奸商们开脱，他们是什么罪就依法判什么刑，要坚决打击。这样比较，无非只是想强调，贪官造孽，由于其特殊的地位、能量和影响，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的危害比一般刑事罪犯要大得多，因而对他们更不能心慈手软，不能被他们伪善的鳄鱼眼泪所迷惑，不能以纪律处分代替刑事处罚，不能“一个官帽顶几年刑”，使其重罪轻判或蒙混过关。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尚且能坚决不赦贪官，以儆效尤，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应制定出严厉可行的法律条令，严惩贪官，除恶务尽，决不能让其逍遥法外。 (陈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