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种现象时常出现：个别地区部门问责制度落实不力，问不到实处、责不到痛处，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有的被问责的干部甚至“毫发无损”，“超速复出”，另任要职。

　　干部因存在重大违纪违规行为，或在重点工作中不作为、乱作为导致或引发严重后果等等，理应被问责，有的要被调离原领导岗位。问责也好，调离领导岗位也罢，绝不是要对这些人“一棒子打死”，从此不用。关键的问题是，“超速复出”另任要职，得给公众一个信服的理由，就是必须要在严格执行问责程序后再合理合法复出。而那种“超速复出”、有“问”无“责”的，根本达不到“问其责、究其错、罚其过”之目的，如何能让担责者痛定思痛、吸取教训？如何能以儆效尤、警示后者？

　　既是问责，就要务求深究，就要真问、严罚，切忌前台风风火火问责，后台悄无声息复出；切忌偏袒包庇、避重就轻、虎头蛇尾。否则，不足以树威、不足以服众、不足以震慑他人。

　　要提高问责实效，改变有“问”无“责”的现象，首先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关于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既是对党和人民负责，也是对干部负责。问责规定明确提出“受到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此前相当的职务”，这是对问责时限划出的硬杠杠。这一硬杠杠具有刚性，必须严格执行，不可变通，不可走样。把问责规定真正落实到位，才能给顶风违纪者以当头棒喝，才能使有关人员有所敬畏，有所顾忌，不敢肆意妄为。

　　其次，要动真格问责，绝不袒护、避重就轻打马虎眼，要改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现象。要有过必责、责而必罚，一定要让责任承担者为自己的过失买单，一定要让其有所失，比如行政职位、政治地位，乃至一定的经济利益都要给他“碰一碰”。否则，大搞“问责秀”，势必对党和政府公信力带来伤害。

　　第三，要完善问责干部复出制度机制，规范干部复出程序，制定更加严格的复出考察考核标准，使干部问责与复出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以科学的程序保障问责不流于形式。

　　严肃查处干部复出中的违纪违法行为，让无视问责规定、拿问责当儿戏的干部心有所畏、行有所止，杜绝干部“即问即出”、“带病复出”、“不明不白”复出。只有复出机制科学，执行过程公正透明，干部复出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信服。（陶延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