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因“贪腐过亿”，已于19日上午被执行死刑。在“慎用死刑”成为司法趋势的今日，其判例意义远大于执行意义。

　　犹记得最高人民法院5月24日发布的2010年年度工作报告提到，“今后，将在全国范围内严格掌握和统一死刑适用标准，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与此说法相辅相成的是，对于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依法当判死刑的，坚决判处死刑，绝不手软。

　　然而，众多贪腐案件的判处仍让民意郁结在心。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刑法正式施行30多年后，在“亿元贪官”时有出没的今日，还有多少人记得现行法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法律条文？

　　敬畏法律，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法律被信仰、被敬畏的前提是违法必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权力没有得到严密而有效的掣肘，则严刑峻法就是社会正义自我实现的最后途径。姜人杰利用职务便利，为五个单位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置换等项目上牟利，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许迈永则再次刷新“纪录”，法院认定这位人称“许三多”的前杭州市副市长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多次索取、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两亿余元。可见，若对此类案件还实行“少杀、慎杀”，则不是对法律的捍卫，而是将法律置于不义的境地。

　　不过，法律再严苛，不如制度预防有效。以法律惩戒贪腐，固然可以杀鸡儆猴，然而对贪腐本身而言，仍非治本之策：一者，即便是死刑，既不能拯救灵魂、也无益于重挽损失；二者，贪腐发生的本源，不仅仅是贪腐之心，也在于制度放任。

　　换言之，若非圣贤，占据某些权力岗位的人总有会走上寻租之路的原始冲动。这也是部分职务“前腐后继”的根本原因。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