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是为官者应有的品格，是难能可贵的节操，也是世人称颂的美德。但，实事求是的说，廉洁，固然能给人带来赞誉，有时也能给自己带来麻烦，廉洁，也有“后遗症”或“副作用”。
     廉洁，容易引起他人猜疑。西汉相国萧何为官清廉，自奉甚简，爱民如子，这不是好事吗？偏偏给他带来麻烦了，刘邦怀疑他笼络民心，另有所图，因而对他采取行动。幸亏他手下的谋士看出了问题症结所在，给他献计劝他也搞一点腐败，以杜刘邦猜忌。于是，萧何故意贱价强买民间田宅，没事就大吃大喝，并设法把这些消息传到刘邦耳朵里。刘邦知道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安下心来，知道萧何没什么野心，百姓拦路上书，控告萧相国强夺、贱卖民间田宅，刘邦对萧何说：“身为相国，竟然也和百姓争利！你自己向百姓谢罪去吧！”刘邦表面上让萧何向百姓认错，补偿田价，可内心里却暗自高兴，对萧何的怀疑也逐渐消失。
     廉洁，容易遭到同僚孤立。《资治通鉴》记，汉武帝时有个御史大夫公孙弘，虽官居高位，去自律甚严，不贪不捞，生活十分简朴，睡觉盖布被，吃饭常没肉味，穿带补丁的衣服。当时，官场腐败成风，“内穷侈糜”，“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像公孙弘这样廉洁的大官凤毛麟角，这让一些同僚很是看不惯，没人和他结交，甚至还在皇帝面前告状说：“弘位在三公，俸禄其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结果，廉洁节俭的公孙弘反给皇帝留下了“虚伪”的印象。退朝回家后，公孙弘无奈地对妻子说：“廉洁节俭本是美德，反遭人暗算，罢了。”此后，他就和同僚们一样生活豪阔起来，很快就与他们“打成一片了”。
     廉洁，有时会带来意外横祸。1934年，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任北京大学女子文理院院长时，还没加入共产党，但国民党中统特务觉得他很“像”共产党，于是便找个理由将其逮捕。北大校长蒋梦麟向中统特务头子陈果夫求情说：“范先生一向为人正直，十分廉洁，爱护学生，生活艰苦朴素，是个正人君子。”陈果夫道：“就这一点已足以说明范文澜是共产党员，否则，怎能这样做？”如此逻辑推断，弄得范文澜哭笑不得，出狱后对朋友调侃说：“看来，以后我的生活要腐化一点才好，免得人家说我像共产党。”
     廉洁，会被认为是另类。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几乎无官不贪、人人腐败，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生活简朴。1946年他到南京任职，租了一套普通民房居住。一天，蒋经国到郭家探望，发现郭夫人自己在厨房做饭，端到饭桌上的只有两样素菜，不禁喟然叹息说：“要是我们的高级将领，都像郭汝瑰就好了。”但也有些人也因郭汝瑰生活如此俭朴，“非我族类”，怀疑他是潜伏的共产党人，多次举报，惜无证据。
     当然，廉洁“后遗症”的种种表现，是在贪腐奢靡成为大环境、大气候下的一种特殊的扭曲现象，一是不能长久，二是个别现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廉洁还是官员立身处世的保护神，成长的加速器，获得群众威信的介绍信，是取得事业成功的护身符，也是为官行政的主旋律。今天尽管在个别时候、个别单位，确实还会有邪不压正的情况发生，廉洁者可能会遭到孤立，会工作不顺，但只要我们领导干部自己不乱方寸，不迷心窍，站得正，立得稳，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就能“拒腐蚀，永不沾”，抵御廉洁“副作用”，就能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俯仰无愧于天地。（卿媛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