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是一份全国性的制度文件，意味着问责的制度化努力得到了认可，问责从地区性、片段性步入了全局性、全面性的阶段，相对2004年9月，中央曾经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显然是一大进步。但是，在实施行政问责的实践中，必须全面把握问责的基本原则、问责范围、问责的情形、方式，问责的程序等等，谨防问责制度变成官场游戏。
        一、堵住“鼠洞”，严肃行政问责。实行行政问责，意味着官员命运将更多地与其施政行为相关，将官员命运的选择权更多地从官员自己手中剥离。这一从主动辞职到被动问责的改变，实际上是对官员约束力的加强，使得官员头上的“紧箍咒”，越来越多，但“紧箍咒”并不是无解之物，“观音菩萨”有解咒之语。有一幅打老鼠的“问责”漫画非常形象生动，鼠洞的一头被“问责”的重拳堵住，而老鼠从洞的另一头又冒出来了，且更加张扬。这岂不是把问责变成了官场游戏？所以必须彻底堵住“鼠洞”，严肃行政问责。
       二、重拳出击，惩治决策腐败。决策腐败是行政问责的重点领域，也是重拳出击惩治的重点部位。所谓决策腐败，有人称它为“不落腰包的腐败”、“紫色腐败”、“决策失误”等，是指违背了“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的宗旨和原则，不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不经科学和民主论证，盲目投资搞“形象工程”、“一把手工程”和“政绩工程”等造成巨大浪费的决策行为。这类腐败从表面上看是“谋公”，但实质上却是一种间接谋私行为，具有谋取某种功利的强烈隐蔽性，还具有随意性、盲目性和后发性，许多决策腐败在让某些官员获得“政绩”的同时，还为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开启了方便之门。比如投资几十亿元修建的珠海机场，每年要赔上7000万元。象三峡大坝前修建的大型人造缩微景观“山峡集锦”景区，在停业4年之后拆除，让政府的4000万元打了水漂。
        三、改变官场生态，重建官民关系。这些年来，随着地方群体性事件和非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增多，官民矛盾成为了社会问题的关键词。要想从根源上化解群体性事件，缓解官民矛盾，打造和谐社会，改“官”是核心。第一是改变某些导致官民利益冲突的政绩评价体系，让政绩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第二是改变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减少权力的寻租空间，增加权力的腐败成本，如果权力被私人利益所绑架，那么这种绑架行为反映到施政状态上，必然会产生官民矛盾；第三是改变官员任职的一些程序，也就是在官员任职的“入口”上下功夫，让选民及其代表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决定官员任命程序中来，至少能够通过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两种民主模式发挥民主的更大作用，使得官员的任职具备相当的民意基础。这就是把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度和自上而下的问责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第四是改变官场生态，要注重群众路线，要牢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坚持把政策交给群众掌握，把大事交给群众议论，把干部交给群众管理和监督，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胡毅刚 胡锡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