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1月10日报道，曾任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科信大队系统管理员、代理副大队长的姚克锋，2011年至2017年间在交通违法处罚系统中利用职务便利，对请托人的电子违章记录擅自免分、免罚或修改记录从而降低处罚金额，从中收受好处费，涉案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

　　这也不是该交警支队第一次出现此类问题，去年媒体就曾报道，其处罚教育科肖某通过每处理一条违法记录收100至2250元，七年累计受贿4246万余元。不仅仅是交通领域，近年来一些岗位不起眼、职务不高、权力不大、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屡屡见诸新闻报道，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表面上看来，这一类基层工作人员手中的直接权力可能不算大，单次接触的资金可能不算多，但因为岗位不显眼、人员流动较慢、监管相对薄弱，有的还有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很容易养成这样的“巨贪小吏”。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持续不断的正风肃纪、巡视巡察、专项整治，绝大部分地区、单位和岗位的政治生态都在好转，但监管盲区仍然存在，监管漏洞仍然时有爆出，一些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力”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管，一些干部随意用权、乘机“钻空子”、运行“潜规则”，导致一些基层岗位腐败问题依然频发，甚至小金额日积月累下来爆出一些大案要案。更为重要的是，很多这样的岗位直接与群众打交道，不仅会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还直接影响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信任感”“获得感”。

　　这样的“巨贪小吏”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总的来看：一是权力运行不透明，比如修改交通违法记录权限过于集中，具体关键岗位权力过高，且可以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容易让“小微权力”变现;二是岗位轮换不及时，一些掌握关键权力的技术性岗位人员几年甚至十几年得不到“换岗”，定期轮岗成为摆设，为长期腐败提供了时间便利;三是日常监管不到位，制度设计存在漏洞，内部岗位风险防控也基本流于形式，日常廉政教育、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都存在长期缺失的问题。

　　从判决结果来看，姚克锋帮人“消分”受贿1092万，最终获刑14年，可谓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长沙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也在案后加强了摸底排查，完善系统监督机制，加强对工作人员的账号管理、权限管理，尽量堵住“小微权力”的监管漏洞，消除“监管舒适区”，避免类案再发。

　　要解决这一类“巨贪小吏”问题，首先就是要加强制度防腐，对一些看似权力不大、看似不容易腐败的关键岗位，不断强化制度对权力的制约，定期查找廉政风险点;其次是加强重点岗位的轮换，尤其是对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岗位，不能让某一人长年“把持”，甚至形成技术壁垒，对出现腐败苗头的干部要及时提醒、更换;第三是加强廉政警示教育和日常监督管理，加大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让干部从心底里不想腐、不敢腐。

　　整治“小微权力”、杜绝“巨贪小吏”，不能止于个案，不能止于查处，正如报道中指出的，扎紧制度笼子是防范交通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的关键。纪检监察机关在用查处问责等方式清除这一类的“监管舒适区”之余，可能更多的要思考，如何及时进行预警纠错，真正用制度来约束干部、用制度来提醒干部、用制度来保护干部，让每一名党员干部在每一个岗位都真正做到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清正廉洁。(常德市政协  罗钧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