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收受礼品礼金，接受私营企业主等安排的宴请、旅游、打高尔夫等活动。”中国银保监会广西监管局党委原副书记赵汝林严重违背监管初衷，充当不法商人“内鬼”，从金融监管者沦为金融风险制造者。(来源：中国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梳理近期中纪委的通报发现，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大背景下，仍有少数金融监管干部利用职权、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和不良企业主相互勾结，破坏监管秩序、市场秩序。金融监管部门是金融秩序的“守门人”，他们一旦被拉拢腐蚀，与监管对象建立起非法利益链，则不仅不能守护好国家金融安全，甚至还有可能成为重大金融风险事件的助推力量，影响极为恶劣。

　　面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和不良企业主相互勾结的利益链，我们往往更多关注干部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例如其个人理想信念弱化，甘于被“围猎”，给了不法企业主可乘之机;又或者是监管干部制度上的漏洞问题，导致对干部的监督管理力度不够等等。当然，我们应该重视并逐步解决在教育监督管理干部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但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斩断官商之间徇私枉法的利益链，不防先斩断官员受贿的“上游链”，让“围猎者”寸步难行。

　　笔者认为，建立有效的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探索。事实上，行贿人黑名单自2002年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率先推出以来，至今已有18年时间，2012年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现全国联网，只不过对行贿人的惩戒作用有限，而且目前该系统已经暂停服务。但是各地对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的探索没有停止，不久前，湖南省铁工建设集团公司等13家企业、36名个人因行贿等问题，被列入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第一批失信行为“黑名单”;海南省对医疗领域商业行贿不良记录实行动态管理和公示;福建厦门集美区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库”;国家医保局也拟建信用评级，药企商人贿赂等行为将被纳入黑名单等等，各地这些行之有效的探索让行贿者有所畏惧，有效推动了当地反腐败工作。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应该从国家层面出发，通过整合公安、检察院、纪委及工商等系统掌握的资源，对全国统一性行贿黑名单进行扩容和升级，确保在提供查询功能之余，更能够为分析重点行业和环节相关廉政风险点提供数据支撑。一旦在国家层面真正建立起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将对行贿人起到强大的心理震慑作用，使之不敢轻易伸出“送钱”的手。

　　同时，也要建立与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相适应的惩戒体系，使之与市场准入、贷款、信用评级等制度相衔接，倒逼企业从自身出发，约束好自身经营行为，主动管住“送钱”的手。例如被湖南列入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第一批失信行为“黑名单”的企业和个人，自名单发布之日起一年内，他们将面临无法从事招投标活动、取消享受财政补贴资格、强化税收监控管理等联合惩戒。而福建厦门集美区则直接将行贿人黑名单与村两委班子成员选举挂钩。

　　当然，相关部门也要明确好政商交往的界限，尤其是与企业主打交道频繁的部门更要拟出政商交往的负面清单，看清政商交往的“灰色地带”，自觉抵制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兼职取酬等事项，从源头上减少可能滋生腐败的土壤。最后，各级纪委监委也要加大对行贿人的查处力度，持续强化不敢的氛围。在依法严惩行贿者的同时，对于其通过行贿获取的经济收入、职务晋升等不法利益坚决依规依纪依法予以没收、追缴和取消，让行贿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行贿与受贿一体两面，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必须要下达力气斩断官员受贿的“上游链”，在全社会形成“行贿同样可耻”、“围猎者必定付出代价”的氛围，才能巩固发展好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永定区纪委监委   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