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有多重性，人们也容易理解，是非不辨自明，近日读《古代笔记小说选》中的一个小故事，颇为有得，对于现在的我们很有启发。故事是说时任唐德宗工部尚书的裴佶有次去看望其姑夫，那天裴佶正阿巧遇见姑夫上朝回来，并且满脸怒气，口中还骂道：“崔昭何人，众口称美？此必行贿者也，如此安得不乱！”话还没说完，佣人就传崔昭来访，他大怒，拿起鞭子就要抽打看门人，骂他不该通报：这种还来拜访我，简直是对我的侮辱。但立即又停住，良久，才缓缓而出，但怒气未消，“束带强出”。出乎大家意料的事，不久从会客厅里面却传出上茶，继而传出置办洒菜，而且要上等的，接着又传出：快给昭剌史大人的马准备草料、仆人备饭的指令！原文也表现得语气急促，一气呵成：先是“命茶甚急”，后是“又命酒馔，又命秣马饭仆”。为什么样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我也一时没反映过来，连他的夫人，裴佶的姑妈也惊讶地问：“前何倨而后何恭也？”，或许是当时误解了崔昭剌史大人？等送走客人进入大门之后，“面有得色”的裴佶姑夫从怀里拿出“一纸”，原来是“昭赠官绢千匹”。看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在读完这个故事之后，我深感人格和人品在面临考验时竟变换得如此之快！

　　我的惊诧不在裴佶姑夫，那是古时的事了，而是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与古人有如此的相似之处。轻一点说，对待他人总是用马列主义一套，对自己又用另一个标准来衡量的现象在生活比比皆是，重一点说，在台上大讲反腐倡廉，台下却大肆收受贿赂已不新鲜。

　　对于像裴佶姑夫这样一个“有雅望”的人来说，在社会上应该是有一定的威信和清名的，否则也不可能获得这样一个“雅望”的评价。对待丑陋的事情应该说他还是有一个评判标准的，看见有人奉承拍马他气愤，对那些行贿者他也厌恶，对于敢于通报这类人来访的看门人还“呵阍者”，并“将鞭之”，足以说明其内心确实对一些社会丑恶深恶痛绝。像这样一个有“雅望”的人，当自己看不起的人真的来登门拜访他的时候，他就要好好的掂量一下了：人家毕竟是刺史，一者有人情因素，通常说的抹不开情面，二者人家也不是等闲之辈，也有他的势力范围，此时的裴佶姑夫还是有所顾及的，说穿了是为了怕自己的利益在某些时候受到损害，在收受他人之财物后，态度更是前后迥异，判若二人。这样一个平时看不起的人，都会因对方的一时“卑谦”和“赠”丝千匹而改变立场，而况平常之人。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对待不正当的行为以及行贿受贿者深恶痛绝，也想社会风气清明，应该说他们的想法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但一旦当他们直面这种现象，面对“名誉”、“金钱”、“美色”诱惑的时候，有时个人的意志之城就难以坚守，个人的操守就难以独完，可能就会像裴佶姑夫一样，原来的正义感会立即土崩瓦解。因为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往往就是从抹不开的一点人情、收受一点“下不为例”的小礼品开始与丑恶现象同流合污，最终走向犯罪深渊的，此类典型不用赘述。就像裴佶的姑夫，先是“束带强出”，后是“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命秣马饭仆”，显得“前倨而后恭”，原先那种如果正气不足，大家都不言正义，让行贿者横行，让不正之风漫延，社会和国家“安得不乱”的慷慨正气就烟消云散了。这类官员，或本来灵魂深处就有不纯净的东西，只是自己没有得着好处，眼谗他人，于是发着牢骚罢了，或由于真的是意志“薄弱”、思想意识不坚定，没有抵挡住所谓“诱惑”，近年来，有在台上大讲廉洁自律和反腐倡廉，继而被“双规”者屡见不鲜，也有上任伊始清正廉洁，最终也“颓然倒下”者屡，与此不也是有着惊人之处吗。

　　上述现象，也许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我想，作为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仅靠个人的自律或者教育恐怕还不够，像“裴佶的姑夫”这样受党教育和培养多年，拿着国家薪水的一些领导干部，难道说学习不够？难道说他们自律没有我们一般群众强，恐怕说不过去，否则他是如何走上领导岗位的？假设一说，如果我们碰见裴佶姑夫这种情况，有时也难以把握，怎么办？只有靠制度，靠约束，靠全社会来监督，让你没有可乘之机，只有带上“枷锁”才可能煅炼出真正的人格和“雅望”。也只有这样，才会既保持了“裴佶的姑夫”“雅望”人格的完美一面，又杜绝了不正当行为的发生，也不会有社会和国家“安得不乱”的担忧了。 （管荣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