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立
　　据9月7日《华西都市报》报道:9月6日，四川省公开选拔副厅级领导干部面试工作在省委党校进行。本次面试首次采取大评委制，由88名考官和160名群众评委组成。入围面试的考生有121人，分八组进行24个职位的面试。每组共设评委31名，其中考官11名、群众评委20名。群众评委由各级党代表60名、人大代表50名、政协委员50名组成。吸收“两代表一委员”担任面试考官，在四川省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中还是第一次。

　　按照规定，面试与笔试都是公选领导干部的必经程序。相对而言，面试比笔试更能体现考生的综合素质。但既然是面试，就会以评委的主观评判为主，带有较强的人为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一次访谈中曾作出这样的表示:“笔试和面试两种考试形式都很重要，当然大家对笔试的公正性怀疑不太多，但是对面试提出了种种疑问，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实中，有的考生笔试成绩名列前茅，面试却被莫名淘汰;一些笔试默默无闻的考生在面试中却一鸣惊人……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面试环节有较多的不确定性。客观上，面试难以做到像笔试那样简单、直观地画个“硬杠子”。而且，评委的知识水平、认识角度甚至不同的喜好都会影响到考生的成绩。

　　正如一位西方大法官所言，“公平的实现本身是不够的，公平必须公开地、在毫无疑问地被人们所能够看见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一点也正是公选面试成功与否的关键。由此联想到不久前媒体披露的合肥7名招投标评委受贿窝案:7名专家在担任合肥市政府采购项目评审委员会成员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投标单位给予的贿赂款，并在评标中“打高分”帮助该投标单位中标(8月21日、26日《法制日报》)。投标的企业是如何联系并买通这些随机抽出的专家呢?一涉贿专家“揭谜”说，合肥的业内圈子就那么大，大家都彼此熟悉。只要投标企业联系到其中一名专家，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其余专家。即使企业联系不到专家，也可以雇用类似于商业间谍之类的人，专门负责打听联系专家。隔行不隔理，道理都是彼此相通的。对于公选面试来说，合肥7名招投标评委受贿窝案的教训同样值得吸取。由彼及此，现实中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在一个地方，如果公选面试时当评委的总是那么一小群人，那么只要哪位被定为评委或许很快就会成为被“公关”的对象，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钻空子。退一步讲，即使结果客观公正，也难免引起种种猜测和怀疑，甚至导致某些小道消息不胫而走。

　　鉴于此，四川省采用大评委制，着力于创新模式，使评委手中的权力由集中走向分散，降低评委被“公关”的概率。如此一来，即使少数人被“公关”也起不了实质作用。我想，总不至于有谁“能量”大到对200多名考官和评委都“走关系”吧?一切都公开着，众目睽睽之下，即使有人想“偷天换日”也难。况且，有“两代表一委员”在现场监督，也给其他考官带来了有形无形的压力，促使他们增强自律意识，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可以说，大评委制实实在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因为它营造了公平、健康的竞争环境。所以，广大考生能够放胆、放心、放手一搏，赢，自然是赢得问心无愧;输，也输得心服口服。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提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四川省推出的公选面试大评委制，既是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公选工作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当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比如，群众评委该如何确定?按照什么样的程序来确定才能真正代表群众?又如，考官评分和群众评委评分满分均为100分，考官评分占面试总成绩的80%，群众评委评分占面试总成绩的20%，这个“八二开”的比例是否科学合理?还有，180名群众评委中，只有35名来自基层一线的群众代表，比例不足20%，对面试总成绩的影响力是否太弱了……虽然说瑕不掩瑜，但也要看到，公选面试的程序设计上，仍需公选工作的组织者开动脑筋，作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对此，我们充满信心地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