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荣辱明是非是官员廉洁自律的前提
5月23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那让人褒贬不一、荣辱参半的一生。生前，他因腐败、裙带嫌疑遭到指控，身败名裂;死后却因以死谢罪、知耻敢当的勇气，赢得部分国民的惋惜和钦佩。
卢武铉在自己的最后一篇博文中说:“在那个情况下我已经无法说更多的了。我说什么都会招致人们的愤怒与嘲笑。我也没有脸再说什么了……现在只剩下低着头，向国民请罪的事了。”可以说，无法承受的耻辱感是卢武铉自杀的直接原因。当然，单纯的耻辱感并不具备这么大的威力，韩国司法、行政部门的紧追不舍，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还有舆论监督、公众压力，联合起来，加重了“耻辱感”的力量，最终压垮了卢武铉。
可见，“知耻文化”氛围的营造、官员耻辱感的形成对于反腐败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反观我们身边的一些官员腐败案例，无论数额多少、情节如何，贪官们很少因为自责而选择终结自己罪恶生命的。而且，他们还要厚颜无耻地为自己辩解、开脱，利用一切手段为自己寻找“翻盘”的机会。他们心中没有荣辱、没有敬畏，只有无尽的贪欲。“知耻”的是非观念被各种“潜规则”替代。
我们身边一些官员之所以以腐为“乐”、以腐为“荣”，就是因为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中，“知耻”而廉洁的收益与“无耻”而腐败的获得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甚至在少数地方，无耻的人更容易得到提拔，获到好处，赢得“尊重”。贪腐太容易，反贪腐则太难，“知耻”的人举步维艰，“无耻”的人或许还能平步青云。如此以来，“知耻文化”难以发扬光大，官员缺乏“知耻”的氛围环境。
上个世纪70年代，香港开始推行“廉政风暴”，在大力惩治腐败行为的同时，还开展了一场“价值革命”，以提高公众对腐败的认识，让对腐败“零容忍”的观念深入人心，树立官员“知耻”的是非观念，因此，才有了此后香港的廉洁与繁荣。所以，当前我们的反腐败斗争，也要从这些正反事例中得到启示，既要注意思想教育、制度管理、监督规范，也必须进行廉政文化建设，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让官员懂得什么是荣，什么是耻，让更多的官员知荣辱、明是非，有责任、有敬畏、敢担当。同时，还要强化舆论监督，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
卢武铉在自己的最后一篇博文中说:“在那个情况下我已经无法说更多的了。我说什么都会招致人们的愤怒与嘲笑。我也没有脸再说什么了……现在只剩下低着头，向国民请罪的事了。”可以说，无法承受的耻辱感是卢武铉自杀的直接原因。当然，单纯的耻辱感并不具备这么大的威力，韩国司法、行政部门的紧追不舍，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还有舆论监督、公众压力，联合起来，加重了“耻辱感”的力量，最终压垮了卢武铉。
可见，“知耻文化”氛围的营造、官员耻辱感的形成对于反腐败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反观我们身边的一些官员腐败案例，无论数额多少、情节如何，贪官们很少因为自责而选择终结自己罪恶生命的。而且，他们还要厚颜无耻地为自己辩解、开脱，利用一切手段为自己寻找“翻盘”的机会。他们心中没有荣辱、没有敬畏，只有无尽的贪欲。“知耻”的是非观念被各种“潜规则”替代。
我们身边一些官员之所以以腐为“乐”、以腐为“荣”，就是因为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中，“知耻”而廉洁的收益与“无耻”而腐败的获得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甚至在少数地方，无耻的人更容易得到提拔，获到好处，赢得“尊重”。贪腐太容易，反贪腐则太难，“知耻”的人举步维艰，“无耻”的人或许还能平步青云。如此以来，“知耻文化”难以发扬光大，官员缺乏“知耻”的氛围环境。
上个世纪70年代，香港开始推行“廉政风暴”，在大力惩治腐败行为的同时，还开展了一场“价值革命”，以提高公众对腐败的认识，让对腐败“零容忍”的观念深入人心，树立官员“知耻”的是非观念，因此，才有了此后香港的廉洁与繁荣。所以，当前我们的反腐败斗争，也要从这些正反事例中得到启示，既要注意思想教育、制度管理、监督规范，也必须进行廉政文化建设，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让官员懂得什么是荣，什么是耻，让更多的官员知荣辱、明是非，有责任、有敬畏、敢担当。同时，还要强化舆论监督，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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