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长沙市于全国首创“行政问责制度”。问责制度不断完善，起到优化经济环境、提高行政效能的作用。图为长沙火车站的民族风格的钟楼火炬，格外引人注目。　　　

12月19日，长沙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为前来办事的市民提供服务。

    “通过这件事，我们重新反思了自己工作中的做人做事的态度……总之，我们的工作疏忽给自己带来深刻的教训，我们的心情非常沉重和羞愧……”
    这是一封写给长沙市某区县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办公室（以下简称“优化办”）的《检讨书》，两页A4纸，落款日期2012年10月12日。时至今日，写这封信的干部吴晓阳（化名）仍觉得有些抬不起头，他是2012年度长沙市被“行政问责”的110名对象之一。
    2003年，长沙市于全国首创“行政问责制度”，至今已有整整十年。这期间，中央和国家层面的问责制度出台，长沙市的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一封检讨书

    事情发生在2010年5月。

    长沙市下属区县某镇7户村民，来到吴晓阳所在单位办理建房手续。当年5月21日至10月20日，7户村民陆续交来手续费用共计40870元，单位会计刘钢（化名）收钱时没有向村民开具任何票据。
    按照程序，该单位将这笔手续费上交到相关部门后，还结余7345元，按此前“多退少补”的约定，应将余额退还给村民，该单位却一直没有将票据交给缴款人，也没有将余额退还。
    这么一拖就是两年。到2012年10月，7户村民的新房已经全部建成，可建房手续一直没能办下来，深感不满的村民遂将该单位投诉到当地优化办。
    经过调查，2012年10月19日，当地优化办的《调查报告》认为该单位存在“办事效率低下”、“票据管理不规范”、“内部管理混乱”三大问题，建议采取“行政问责”措施：
    责成该单位主要负责人写出书面检讨；对领导吴晓阳和会计刘钢诫勉谈话；取消吴晓阳和刘钢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同时，建议责成该单位的上级管理部门对下属单位进行自查自纠，并将情况书面报告当地优化办。
    十天后，当地纪委监察局迅速采纳优化办处置建议。先是于2012年10月29日对该单位所属部门下达《监察建议书》，责成该部门进行专项整治；接着又于2012年10月31日出具《问责决定书》，对吴晓阳和刘钢的问责决定自发文之日起生效。
    《检讨书》中，该单位“全体同志”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反省”，将原因归结于“责任心不强，工作作风不深入不踏实；单位管理制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松懈”，得出“做人要专注，做事也要专注”的结论，并保证“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定以此为教训，改正工作作风、端正工作态度，确保工作到位，服务优质”。
    这只是在《长沙市行政问责办法》下的众多案例之一。
    “相比2012年，今年我们的问责力度更大。”长沙市纪委行政效能监察室副主任王军表示，今年是全省的“发展环境优化年”，长沙市纪委亦改变了工作方法，不仅加强了纪委自办案件的力度，同时加强各个部门的办案力度。“查办案件数量、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升。”
    据统计，2013年1月1日到11月19日，长沙市问责案件216件，问责单位45家，问责人数达到268人。其中以通报批评的方式问责的人数最多，为126人。

    全国首个地方性行政问责办法

    吴晓阳和刘钢不是长沙“被问责”的第一案，也不是最后一案。
    公众犹记得2003年春天，非典肆虐时那一轮“问责风暴”。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时任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双双引咎辞职震动国内外的同时，湖南也处理了207名官员干部。其中，长沙市在2003年4月底还没有发现一例病例时，就有7名干部因“防范不力”被免职：
    长沙市疾病控制中心主任刘和平、党委书记林旗负领导责任，被组织部门免除职务；
    该中心消杀灭科主任李平非因落实工作不到位被免职；
    两名负责接听热线电话的工作人员因工作不力被免职；
    长沙市物价局12358价格投诉热线的两名工作人员，将咨询电话挂断玩电子游戏被免职。
    长沙市的“行政问责”制度也正是脱胎于此背景。
    2003年7月15日，经过在长沙市城管局、市粮食局、市体育局和市公用事业局半年多的试点，长沙市在全国率先出台地方性行政问责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
    该办法的问责对象是“现任市政府领导，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和各区、县（市）政府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即问责对象为市内80多名行政“一把手”。
    当时舆论普遍认为，长沙此举开启了全国行政问责走向制度化的先河，是从不规范到规范，从随意性到制度化的跨越。此后，重庆、广州等地也纷纷出台具有各自地方特色的问责办法；国家层面也于2009年7月12日推出《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十年过去，行政问责的制度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
    2010年8月16日，长沙市在此基础上出台新的《长沙市行政问责办法》。
    与“老版”相比，“新版”问责制度最大的亮点在于问责对象的扩大：不仅仅是领导，行政机关和全体公务员都被纳入到“问责对象”范围，并且对责任进行划分。
    王军解释说：“新版的规定更加细化。比如一个造成不良影响的决定，如果作出决定的干部没有请示相关领导，被问责的就是这名干部；但如果他请示了相关领导经过领导同意，那领导就要负主要责任。”这样的制度设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推诿责任和问责扩大化。
    但他也表示，现在的问责制度还不能说尽善尽美，仍有继续完善的空间。比如，对问责的相关处分级别，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量化标准。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免职范围，什么样的情况属于诫勉范围，其间的弹性空间还是很大，也无法完全避免人为干扰的因素。
    “行政问责制度作为责任追究制度的一种，它能够填补党纪政纪处分的空白地带，是党纪政纪处分的延伸。有些问题按规格不构成党纪政纪处分，但又确实有着不良影响，这时候行政问责就很好地能发挥作用整肃行政风纪，也是它存在的意义。”王军说。

    要手术刀，也要螺丝刀

    王军此前在纪委负责办理贪腐案，他形象地比喻，查办贪腐案件就像是手术刀，是把坏掉的部分换掉；而查办行政效能案件就像是螺丝刀，“把松掉的地方拧紧”。
    现在，操控“螺丝刀”的纪委行政效能监察室，还得具有“雷达”的功能：四处搜集行政案件的线索。“我们现在查办行政案件的重点，主要围绕在促进各单位‘依法行政’这个领域。”王军说。
    他近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网络线索来源越来越多，所占比例越来越高。“我现在每天都要花时间在红网、星辰在线等本地论坛上寻找线索，每找到一个线索，都会把它打印出来。”
    比如今年7月底，他在红网上看见一位市民发帖投诉举报，反映在办理二胎生育手续时被“反复折腾”：“我一个孕妇和几个60多岁的老人在近一两个月盛夏高温酷暑的天气里一次次奔波，到现在依然没有结果，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原来，计生部门未一次性告知该市民所需手续材料，导致她和家人在社区、街道、单位间几次来回打转，而有些材料根据规定根本就是不必要的。看到帖子，市纪委效能监察室立即给雨花区纪委打电话，迅速处理了这个网络线索。
    网络线索往往能得到及时高效的处理，但真正进行“问责”的还是其他渠道的线索来源——
    据统计，在长沙市2012年、2013年两年通报的14起典型案例中，有9起源于市民投诉，1起为媒体曝光，1起为举报，1起为市审计局审计账务时发现问题。
    某区县法院法官张某是因群众投诉而被问责的官员之一。
    据通报，张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律师朋友查询相关信息资料，向工商局、林业局出具法官办案介绍信和自己的法官工作证，以法官身份对与法院没有任何案件牵扯的一家公司进行营业情况、财产状况查询。当地优化办认为，张某行为是“私自办理案件的违规行为”，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
    “像这样的投诉案件，我们每年都要查处很多。”王军说。如此多的案件，并未让效能室办案人员感到疲惫，但被处分干部的态度却让他们感觉有些头疼。
    “很多被处分干部内心其实是不服气的，大致有两种理由。一是为什么别人都在做，却只处分我；二是我没收钱，没贪污，为什么给这么重的处分。”王军认为，这主要是干部们“依法行政”的观念还比较薄弱，认识不到位。他认为，接下来一方面要通过宣传营造依法行政的氛围，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处理的力度。

    关键词
    行政问责

    在政府管理中，行政与责任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有权力，必有责任；有权力，必有制约。行政问责制是在行政责任基础之上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
    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内涵对长沙市而言，是指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实施了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影响行政管理秩序，或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较大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