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转岗从事纪检工作后，七十多岁的父亲又多了一块心病。

    1992年6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芷江二中当老师。上岗前，父亲先给我打了一支“预防针”：“要安守本分，好好教书。要对得住家长和学生，千万不要误人子弟。” 教书近6年，我几乎都是在父亲这样的叮嘱中渡过的。
    1998年1月，我告别了三尺讲台，坐上了三尺法台。在跨进芷江法院的大门前，父亲又语重心长的嘱咐：“办案要像包青天那样公正无私，为民伸冤。”承载着父亲的期望，在法院工作近18年，我都认真干事，清廉做人。
    可这些年，父亲依然叮咛不断，担心不断。
    直到，我拿着全县十佳政法干警、全市政法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全省法院先进个人、全省优秀法官等众多的荣誉证书向父亲报喜时，父亲才长长舒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从此以后，父亲在我耳边的告诫和叮嘱少了很多。
    2016年2月，我又走上了纪检组长的岗位。这次，我主动向父亲表态：“一定做到勤勉敬业，清正廉洁，绝不会让他老担心。”父亲没说片言只语，但我隐约感受到，父亲又多了一块心病。
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正好印证了我的判断。
    3月2日上午，我在办公室接到值班保安打给我的电话，说有人找我。来到楼下，我才知道找我的人是家乡同村的张强。“不跑一趟我不放心，电话里讲不清楚。”从张强认真的开场白里我猜测，他找我是为了官司上的事。
    果然，张强因与他人发生雇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将雇主告上了法庭。法庭开庭审理后，没有当庭作出判决。张强曾听人说过，打官司得靠关系，不找人帮忙，官司难赢。张强认定了这个“理”，思来想去放心不下便到法院来找我了：“你去给办案法官帮我说说？”
    我十分清楚，作为纪检组长，我绝对不能为张强的案子去找承办案件的法官说情打招呼，不能过问法官办理的案件，更不能干预法官办案，反而更应当带头遵守相关纪律规定。但乡里乡亲的，面子还是得给人家啊，于是我只好敷衍张强：“如果方便，我试试看吧。”
    可张强就像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走了。几天后，张强得到通知，他的官司赢了！
    满怀胜诉喜悦的张强给我打来电话，执意要送我一些鸡鸭鱼蛋之类的东西表示感谢。我极力阻止，并将“你赢官司是法官依法办案的结果，与我没有一点关系”说了若干遍，想方设法躲避不见，才打消了张强“登门拜访”的念头。
    事实上，张强的官司赢得有理有据，与我无丁点儿关系。整过过程，我没找办案法官说过一言半句。
    可张强就是坚信他的胜诉得“归功于我”。自然地，就在我父亲面前对我竖了不少大拇指，夸我顾乡情，肯帮忙，不图报……
    父亲一言不发，脸色有点难看，这是母亲描述给我的。
    周末，我回到家。父亲满脸严肃，仍一言不发。我则惴惴不安，欲言又止。母亲一旁见状干着急，把我拉到一边轻声告诉我：“你不拿人家的东西是对的，你父亲就责怪你不该为张强的案子说情打招呼。你父亲说了，要是张强真的没道理不该赢，而你又帮他打赢了，岂不冤枉了好人，栽害了他人！要是这样的话，你父亲是不会放过你的，我也不会答应的。”
    霎时，父亲，这位寡言少语却深明事理的老人，在我心里肃然起敬。几十年来，父亲以一个普通百姓朴素的思想感情与基本的道德准则来观照自己当法官、做纪检干部的儿子，经常对我的职务行为进行审视、鉴别和纠偏，唯恐有辱职责，有负重托。
    如今，看着父亲日渐苍老的面孔和弯曲的身躯，我开始强烈地意识到，得让父亲省心放心，不再为我担心，才是对父亲最好最大的孝敬。我在心里向父亲发誓：“父亲，您放一万个心，无论何时何地，我立身处事定洒满腔热血，秉公尽职绝无半点私心。”想到这，我起身向父亲走去……（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曾凡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