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纪委书记刘光跃：打造濂溪文化品牌 推进廉洁文化建设
（作者为中共郴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光跃）
我国宋代理学宗祖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郴州邻近永州道县人，因故里有泉流名“濂溪”，故世称濂溪先生。周敦颐长期担任地方官员，为政清廉，品德高尚，爱莲取德，修已治人。在任桂阳（今郴州汝城县）县令时写下千古名篇《爱莲说》，表达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情怀和廉洁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濂溪文化。挖掘和弘扬濂溪文化精神，对于加强新时期廉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濂溪文化的形成及其丰富的思想内涵
1．濂溪先生周敦颐郴州为官经历及其廉政风范
周敦颐在世57岁，为政31年，在郴州任职次数最多，任职时间最长。其一生有8年是在郴州度过的，曾在郴州为官三任：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在他三十岁时任郴州县令。四年后即1050年改任桂阳（今汝城）县令，四年后调离。至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五十二岁时任郴州知军，但不久即转任别官。
周敦颐在郴州为官期间，办学校、兴教化、主张务农为本，是郴州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官员。《宋史》、《郴州濂溪祠记》都赞扬他在郴“治绩尤著”。更令人称道的是，在当时昏暗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周敦颐始终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操守，不贪不沾，廉洁奉公。他为官不私亲，在从虔州通判改任永州通判期间，因为回家乡为官，惟恐亲故旧熟赖他徇私，于是首先给家乡的故旧写了一首诗，以表明自己不可撼动的为政原则：“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他为官数十载，却独守清贫，还常将自己为数不多的薪俸收入周济亲友。一次患病，昏睡一昼夜，其好友，曾为德化（江西九江）县尉的潘兴嗣到汝城来探望，发现为官多年的周敦颐，除了一只破箱子、几十文零钱外，再无他物。有时他的妻儿子女连稀饭都喝不上，他仍能怡然自得。自从他离开道县以后，晚年想回归故里，却因盘缠不够，只得隐居在庐山脚下，直到离世。著名诗人黄庭坚对周敦颐的人品作出了高度评价，说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短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邀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2．千古名篇《爱莲说》蕴涵的廉洁文化内涵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周敦颐这篇短短119个汉字的《爱莲说》，字字珠玑，意蕴深刻，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爱莲说》哲理化、人性化地表达了周敦颐的“五不”思想：一是“不染”，即“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比喻君子在物欲横流、时弊滋生的社会环境里，能分清是非、识别好坏，保持真善美的高贵品德，不与伪恶丑的时弊同流合污，像莲一样虽出淤泥却保持洁净无瑕的本质。二是“不妖”，即“濯清涟而不妖”。比喻君子在复杂的社会交往中，能站稳正义立场，堂堂正正地做人。得意不骄奢，失意不丧志，有权不谋私，有势不欺人，有钱不使坏，见利不忘义，像莲一样诚挚朴实无华。三是“不蔓”，即亭亭净植。比喻君子为人刚直不阿，坚持原则不故弄玄虚，遵纪守法不胡作非为。正直良贤不趋炎附势，顾全大局不结党营私，实事求是不哗众取宠，像莲一样敦厚刚正。四是“不枝”，即“中通外直”。比喻君子处世能胸怀坦荡，通情达理不横生枝节，表里如一不口是心非，严于律己不拨弄是非，像莲花一样正直端庄。五是“不可亵玩”，即“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比喻君子能保持大节不自暴，洁身自爱不自弃，诚守信誉不妄为，坚持信念不动摇，为民办事不徇私，忠于职守不玩忽，像莲花一样坚强自重。这五个要素，实际上包括了为人、为事、为政、为国诸多方面的廉洁、清正、自爱、独善等诸多品德。周敦颐以莲之“五不”特征借喻君子品德，揭示了他做人办事的行为准则，表达了他洁身自好、高尚人格的人生追求。
3．濂溪书院所传承的濂溪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周敦颐在郴州为官的同时，也注重办学修人。在北宋庆历六年（1046）任郴州县令后，首先就修学校以教人，并写有一篇《修学记》。后人为传承他的思想和纪念他，创办了多所濂溪书院。郴州现存的比较有名的濂溪书院有三所：一是郴州濂溪书院。相传为宋代所建，后迁徙不一，明弘治年间，复建于州城南门外。康熙三十五年在知州谢允文的主持下重修。现在重修的濂溪书院为爱莲湖景区核心建筑，建筑面积占地3600平方米，建筑规模为目前全国纪念周敦颐的最大的书院，居广东、江西修建的濂溪书院之上。二是汝城濂溪书院。书院位于汝城县城西桂枝岭东麓，淅水河畔。汝城濂溪书院从1220年县令周思诚建濂溪祠起，虽历尽沧桑，但薪火相传，一直保存至今，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濂溪书院。现存的汝城濂溪书院系清嘉庆甲子年（1804）年重建。书院为仿宋四合院砖木回廊结构，占地面积3050平方米，建筑面积1618平方米，有大小房屋49间，2002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三是桂东濂溪书院。乾隆三十二年桂东县城东门外建有一座濂溪书院。
濂溪书院所传播的濂溪文化，对湖湘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人认为，在有关湖湘的浩瀚诗文中，有四篇文章对湖湘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是认识湖湘文化的入门。这四篇文辞为：屈原的《怀沙》、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周敦颐的《爱莲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统称“湖湘四典”。《怀沙》、《岳阳楼记》抒兼济之志，它们表达的是湖湘人向外寻求支点，构筑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时所作的思考。《桃花源记》、《爱莲说》展独善之怀，它们表达的是湖湘人向内反观自我，营建精神家园时所作的思考。周敦颐具有浓郁儒道思想合流的濂溪文化，成为湖湘文化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相传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曾为湖南咏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惊动天下。现在这幅对联已成为长沙岳麓书院濂溪祠的楹联。
濂溪文化对后来的郴州人民也有较大影响。明代《郴廉溪祠记》指出：“郴之感沾德化为独深”。郴州濂溪书院自创办以来，书院人文蔚起，声名远播，濂溪遗韵历久弥光，历代名师在此传道授业，一大批经天纬地之才脱颖而出。明清两代，仅郴州汝城县就走出39位进士，大多成为清官正吏。明代有两广总督、太子太保朱英，工部尚书曾鉴，广州知州曹琚，监察御使、江西和福建布政使范辂；清代有翰林何庆元、著名诗人郭远……当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朱良才、李涛，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朱子奇等均在此求学立志，迈向辉煌人生。开国上将李涛，虽长期担任军委作战部长，却从没为子女亲朋谋取一官半职。曾任北京军区政委的朱良才，写下了《朱德的扁担》、《狼牙山五壮士》等诸多名篇，但生活极其简朴，家里一套沙发，从1950年用到1989年，伴其终生未换。
在濂溪文化的影响下，在郴州汝城，还出现了独特的“御使现象”。在明清两代，汝城县接二连三地涌现了父子御使、叔侄御使、兄弟御使等十余名御使。如明代汝城人范辂曾任监察御使，其侄范永銮曾任浙江御使，世称叔侄御使。清代汝城人朱海曾担任南京监察御使，其子朱守恕也曾任过御使，世称父子御使。在汝城，现在还完好地保存着一座表彰监察御使范辂的牌坊——“绣衣坊”。绣衣”是我国古代监察御使的特称。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就有“绣衣直指”一职，其职能是讨奸猾、理大狱。为显示其受皇帝尊宠的特别身份，朝廷专门颁发绣衣作为他们的官服。汝城绣衣坊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门表彰监察百官的牌坊，湖南仅此一座，诉说着濂溪书院学子、明朝监察御使范辂“一无畏避、不惧奇祸”的故事，是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实物见证。
二、弘扬濂溪文化对于抵制腐败文化的现实意义
1．当前腐败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危害
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综观目前我国反腐败面临的形势，笔者认为最大的难点是，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腐败现象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腐败文化。虽然这种腐败文化在我国当今的社会意识中没有成为主流文化，但它却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腐败文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潜规则”盛行，不正之风大行其道。在现实生活的一些领域，“潜规则”代替了“显规则”而大行其道，“有关系靠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找不到关系买关系”成为一些人办事的原则。在一些地方官场上，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任人唯亲、结帮拉派等不正之风盛行。 “生命在于运动，提升在于活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的灰色民谣正是这种情景的一个写照；在经济活动上，商业贿赂如同一个“毒瘤”在医药购销、政府采购、金融、建筑等众多领域大量存在，官商勾结，花钱开路、花钱买机会，已经成为获取暴利通行证的潜规则之一；在社会上，“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现象仍然存在。二是容忍腐败，“笑贫不笑贪”。当一些地方腐败行为泛滥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时，人们开始由无奈转变为习惯它并接受它，大众对反腐败的热情下降。一个腐败分子被抓，认为其后台不硬，运气太差的大有人在。社会生活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对待腐败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腐败行为有着较高的“社会认同”度。三是羡慕腐败，“廉者不香，贪者不臭”。一些人嘴上喊着反腐败，心里又羡慕腐败，希望自己也有机会腐败一回。有人对腐败分子的腐败手法、腐败能量津津乐道，对因腐败而暴富的官员羡慕不已，认为腐败者有能力、有本事，搞得活，很“潇洒”；有人在面对腐败导致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时觉得是正当的，怨只怨自己命不好，没当到官，手中无权，没有机会腐败而已。最近网上热议的广州市一名6岁的小学一年级新生，其人生理想竟然是“长大了做一名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也许这只是孩子的童言无忌，但连一个小学生都能脱口而出“贪官”，而且知道“贪官有很多东西”，至少从某种程度上侧面反映了当前社会存在羡腐心态。
腐败文化的存在，会产生一系列的消极效应：一是腐败文化的蔓延扩散效应。当腐败现象逐渐演变成腐败文化时，社会上对腐败的心理开始由不正常转为正常，大多数人对腐败的态度也由开始的“深恶痛绝”转变为“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甚至抱着“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的心理”。在这样的心理文化氛围中，腐败现象就会成为行为准则，成为生活方式，并向社会各个层面延伸，形成蔓延扩散效应。二是腐败文化的群体压力效应。当腐败现象逐渐演变成腐败文化时，就会形成一种潜规则，谁破坏了这种潜规则，就会受到群体压力的作用，最终不得不从众，身不由己地按照大多数人的腐败行为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在这种腐败文化氛围里，意志脆弱者想不腐败都困难，于是一些人不得不随波逐流，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致使腐败现象日益泛滥。三是腐败文化的癌病变效应。当腐败现象逐渐演变成腐败文化时，就会像癌细胞那样渗透到肌体中，产生癌病变效应。对于执政党及其执掌的政权而言，当腐败文化逐渐形成后，就会侵蚀党的肌体，导致党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权力观发生蜕变，使党员产生政治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化、人生信仰迷茫的现象，并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力和整合力出现一定程度的淡化和弱化，降低人民群众对整个制度和政权的社会认同度，逐渐削弱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动员力，使执政党和国家政权面临政治危机。
2．弘扬濂溪文化对于抵制腐败文化，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意义
腐败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腐败文化的形成。反腐败过程中，如果仅仅是惩处一些腐败分子，而不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荡涤腐败文化，反腐败就会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低级阶段，甚至出现腐败越反越多、越反在群众中的威信越下降的现象。因此，反腐倡廉建设不单纯是一场政治斗争，更是一场文化领域的较量，需要强有力的文化支撑。濂溪文化所标榜的爱廉守洁的思想，是当今廉政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弘扬濂溪文化，对于服务当今社会的廉政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增强现代廉政建设的历史厚重感。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儒家思想认为，官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廉。周敦颐的《爱莲说》，委婉地表达了爱廉思想，提出了清正廉洁、正直君子的理想境界论，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儒家廉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研究和弘扬周敦颐爱廉守洁的道德伦理，追求莲花般的君子人格，不仅对于今天的廉洁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也能让我们在延绵而厚重的历史中，深刻感悟现实廉政建设的历史因由和时势必需，进而把现实的要求自然地理解为历史的需求，而不是主观的苛求，是人类生活的必然，而不是一时生发的偶然。二是可以增强现代廉政建设的理论感染力。理论只要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就有渗透力，就能说服人、感染人。《爱莲说》之所以富有感染力，除了其道德高尚，思想深刻，提出了为官清廉，“出淤泥而不染”，做纯洁、正直君子的理想境界论外，还因为它形象生动、比喻贴切，文字优美，所以能千古流传而不朽，成为我们今天廉政建设的难得的好教材。三是可以增强现代廉政建设的典型示范性。周敦颐虽然官位不高，但品德高尚。《濂溪堂诗》所说“千蔬可足菜，绢布足衣衾。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能吃饱红薯、蔬菜，衣服足以遮蔽身体，就是大富大贵，能吃健康食品，健康安宁，就是无价的珍宝。这就是所谓知足者常乐。而对于百姓的冷暖、温饱，乃至冤屈，他时刻记挂在心怀，哪怕自己丢官，也要为受冤屈者主持公道。他以为百姓办事、洗冤泽物、利人为荣，以谋私利、谋官位为耻。他这种典型，不仅在封建朝代光彩照人，受到广泛称道，而且在今天也有典型示范作用。
三、打造濂溪文化品牌，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近几年来，郴州市在研究、挖掘、弘扬濂溪文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力图通过打造濂溪文化品牌，推进廉洁文化建设，让廉洁成为领导干部的一种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提升反腐倡廉建设水平。
1．挖掘濂溪文化内涵，赋予濂溪文化新的时代精神
研讨周敦颐的廉洁思想，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先贤的怀念和敬仰上，而是要“古为今用”，把古代的伦理道德精华转化为社会主义道德伦理建设的养料，为推进廉洁文化建设服务。作为廉洁文化的精粹，濂溪文化这一品牌近年来在郴州得到大力挖掘。2001年，全国周敦颐学术思想研讨会在郴州汝城召开，来自英、法、韩等国以及北京、武汉、广州、南昌、长沙等地50多位专家学者聚首郴州汝城，共同研究周敦颐的学术思想，会后编辑出版了《全国周敦颐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在郴州市召开了首届周敦颐国际学术思想研讨会，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以“《爱莲说》与当代社会的廉政建设”为主题展开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之享与会参加了研讨，并出版了《首届周敦颐国际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通过深入研讨，充分挖掘了周敦颐“立诚”、 “守拙”、“寡欲”、“法莲”、“正直”、“公明”等思想精髓，并与“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等精神结合起来，赋予濂溪文化新的时代精神，为新时期的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
2．建设濂溪文化基地，培植濂溪文化的传承载体
近几年来，郴州市大力加强了濂溪文化基地建设。郴州市在城区郴江河以南兴建了爱莲湖廉政文化教育基地。项目占地148亩，其中湖面60亩，由“莲花岛”、“濂溪书院”、“九曲桥”、“清风桥”等几十个景点组成，概算总投资14620万元。以周敦颐《爱莲说》为主题，以“濂溪书院”为中心，挖掘郴州濂溪文化，着力把爱莲湖打造成集文化旅游、廉政文化教育为一体的文化长廊，并已向省纪委申报争取将其建设成为省级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汝城县委、县政府把汝城濂溪书院和绣衣坊作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投入300余万元修复濂溪书院和绣衣坊，使其恢复原貌，并增建一万平方米的濂溪广场和配套设施。现在，汝城濂溪书院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吸引着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的游客，每年接待学习参观游客10万余人次。人们参观濂溪书院展览室、瞻仰周敦颐铜像，在濂溪广场赏莲，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濂溪文化的洗礼，周敦颐的清廉为官思想通过濂溪书院的传承不断发扬光大。
3．加强濂溪文化宣传，增强濂溪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
近几年来，郴州市积极探索濂溪文化与廉政文化建设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大力开展濂溪文化宣传活动。坚持“以学知廉”，主持或参与编写了《汝城濂溪书院》、《周敦颐与汝城》、《濂溪学研究》等书，并将其作为我市开展廉政教育的重要教材，发放给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坚持“以艺颂廉”，综合运用展览、竞赛、文艺演出等形式，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爱莲助廉”文化活动，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使濂溪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作用于人的心理、情感和思想，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坚持“以媒宣廉”，充分利用郴州电视台、郴州日报以及网络等宣传媒介，宣传周敦颐与郴州的历史渊源及濂溪书院、濂溪文化知识。在反腐倡廉刊物《郴州廉政研究》中开设“濂溪文化”专栏，刊登探讨周敦颐及其廉洁思想的调研理论文章。通过多种形式，打造濂溪文化品牌，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接受濂溪文化的熏陶和洗礼，增强了濂溪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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