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磊

    2010年，江苏泰州海陵区在36个部门选择105名科长进行“追踪”评议，105人在规定的日记本上，对每天的工作进行记录，分管领导每周要对他们的“日记”进行“面批”，区作风办定期抽查。几个月下来，有人记下厚厚一本日记被表扬，但也有5名干部因记日记不认真被诫勉谈话（11月22日《扬子晚报》）。

    自我督察考核向来都是如左手监督右手，观赏价值大于实际效果。江苏泰州的“服务日记”也难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就必要性来说，如果机关单位的法纪督察到位，绩效考核严格执行，一个干部写不写“服务日记”，并不影响各方对他或她的评价。

    另外，对于勤恳的公务人员而言，整天忙于工作，根本无暇顾及写作，日记反而成为一种额外负担。而清闲者时间充裕，完全可以充分使用想象、夸张、虚构等笔法“润色”日记，讨好领导。

    再有，就“服务日记”制度考核而言，以干部对日记认真程度定赏罚，实际上是对日记的审核，而非是公务人员行政行为本身。这样的考核，实际效果恐怕与预期目标南辕北辙。

    其实，类似“服务日记”的考察方式，并非孤例。前一阵，四川彭山县为更好地学习廉政，在全县范围开展 “手抄《廉政准则》”活动，不仅核对笔迹，并与年底考核挂钩。一时间引得众官员“奋笔疾书”，却也遭来社会广泛质疑。

    可见，“自我监督”已成某些机关单位自我“修饰”的一种路径依赖。其特征就是，在严格的法纪考核外经营新的考核方式，以图塑造出严于律己的形象。这种监督形式以不产生实际监督效果，不伤害本部门及内部人员的实际利益为准绳。

    “服务日记”延续了这一权力内部的监督法则，注定会落入花瓶制度的窠臼。因为这看似光鲜闪耀的新方法，实际上仅是博君一笑，却让监督本来的价值期许鸡飞蛋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