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　张剑锋

　　上井冈宣布“三大纪律”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5000余人，分三路经平江、浏阳、萍乡向省城长沙推进。进攻途中遭到数倍敌人的围攻，损失很重。9月19日，起义部队在湖南浏阳文家市会合。当晚的前委会上，在毛泽东的极力主张下，改变了湖南省委以及中央“会攻长沙”的计划，做出了“退往湘南”的正确决定。第二天，毛泽东带着部队离开浏阳文家市，开始沿罗霄山脉南下，向井冈山进军。

　　上山的路崎岖难行，部队忍饥受饿，疟疾流行，病员增多，思想问题突出出来。部队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使一些急于革命胜利的官兵失望，部分参加暴动的工农赤卫队员也不愿意远离家乡，许多人不辞而别。一个连跑光了，团里还不知道。部队面临溃散的严峻形势。怎么办？脚化了脓的毛泽东，坚持不坐担架，一瘸一拐的走在战士中间。他一边同战士们交谈，鼓舞士气，一边调查研究，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办法。

　　当时起义的队伍，形式上虽然已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很多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但部队的主体由旧军人和农民组成。前者旧军队习气严重，后者自由散漫，而且旧军人多数也是农民出身。他们虽然已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但思想上旧军队陋习和农民阶级的烙印，一时还难以消除。原湖南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的队员，才随队南下到江西莲花，就已走掉一大半，他们可以在家乡闹革命、分田地，却不愿为全体农民的翻身解放而远离故土。旧军队是雇佣制，靠的是金钱待遇。共产党领导的新军队，干革命要靠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改造旧军队，建设人民新军队的关键是转变思想。要改变旧军队的习气，必须从思想上加以改造，用共产主义理想武装党员，教育群众，使他们提高革命觉悟，为民族的独立、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离开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部队在顺利时还可以，一遇到挫折便成一盘散沙。正反两个方面使毛泽东认识到，打仗光靠人多是不行的，如果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那么只能是乌合之众，是没有战斗力的。毛泽东一边总结失败的教训，一边琢磨办法。

　　9月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农革命军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核心是“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这一创造，把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军队彻底区别开来。离开三湾前，毛泽东站在枫树坪的大石头上给部队讲话，他说：有人担心我们是不是可以取得革命的胜利？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共产党、工农革命军，是为工农大众打天下的，因此我们是得道多助；蒋介石国民党的部队是欺压工农群众的，是失道寡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能打破蒋介石那个大水缸！官兵精神振奋，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踏上上井冈山的征程。

　　当时，有数支当地农民武装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活动，其中以袁文才、王佐的势力最大，袁文才驻茅坪，王佐驻茨坪。如何对待袁、王的农民武装，有人提出以武力解决，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认为这是个政策问题，不是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对他们只能来文，不能来武，要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与我们一样成为真正革命的武装。

　　10月6日，毛泽东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亲自会见袁文才。两人一见如故，畅谈了各自队伍的情况，交流了各自的打算。当毛泽东送他们一百支枪后，袁文才很受感动。袁文才随即回赠了600块银元，同意先将留守处、卫生队（后改为医院）放在茅坪。井冈山的大门对工农革命军敞开了。

　　此后半个多月，毛泽东一边继续做袁、王的工作，一边在井冈山周围地区活动，带领部队熟悉周边环境，打游击筹款子。

　　在与王佐部联系时，毛泽东率部住进了荆竹山村。此村有二三十户人家，家境都很窘迫，房子大都是土墙、杉皮顶，家中很难找到值钱的东西，有的全部家当不到两箩筐。但得知部队要来，都迅速把房子打扫干净，铺上晒谷物的晒垫，又将家里有限的粮食、干菜、笋干等拿出给部队吃。

　　那晚，毛泽东睡得很香，一觉醒来已是晨曦满窗。他正准备起床，忽然听到隔壁有人说话，意思是部队偷挖了房东家的红薯，房东要求小声点，别让睡在上房的他听见了。他觉得这事非同小可，他立即起床，来不及洗漱，就把房东叫过来问：“老表，我刚才好像听说你家的红薯被我们的人偷挖了？”毛泽东似乎看透了房东的心思，叫他不要有顾虑，把实情说出来，并说：“我们这支队伍是工农革命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队伍，自己的队伍不维护自己人的利益，反而去偷挖自己人的红薯吃，这能允许吗？几个红薯不算什么，可它是老百姓的粮食啊！”房东非常感动，答应实话实说，但要求毛泽东不要去处理挖红薯的人。毛泽东点了点头。房东说：“刚才，我儿子去割薯藤回来喂猪，看到红薯被挖，就顺着脚印去寻，发现是住村边一户的部队挖的。”毛泽东觉得这事虽小，可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于是，立即让警卫员把何挺颖找来，要何去了解是哪些人偷挖了红薯。一会儿，何代表跑来报告，是一班战士偷挖的。

　　昨晚就寝后，大家很快都睡着了，可越睡越感到冷，一个个都被冻醒了。虽然还只是深秋，但山里就已经很冷了。战士们都没有被盖，又只穿单衣，怎么抗得住寒气呢？而且晚饭都没有吃饱，现在一冷，更感饿了。睡不着，有人提出生个火烤烤吧。大家一起去门外找柴火。有个战士跑到门前不远的地里挖了两个红薯，在身上擦了擦，吃了起来。其他人见了，觉得挖个红薯算不了什么，于是一人挖了两个红薯拿回来吃。

　　毛泽东听完，联系到因为纪律不明，从秋收起义以来，部队多次出现过不听指挥和缴获不归公的现象，有的还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王新亚领导的二团打下浏阳以后，从领导到战士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都像放羊似的散了，有的上馆子，有的逛大街，有的把缴获的东西据为己有，谁说话都不听。后来敌军从长沙、醴陵几个方向反扑过来，根本无法抵抗，也没了指挥，很快就被敌人赶出了城，最后只有少部分人到文家市来会合，连王新亚也下落不明。这是个血的教训啊！

　　毛泽东把加强纪律的意见同何挺颖说了，又征求了罗荣桓等人的意见，大家都赞同颁布纪律。

　　10月24日9点左右，部队200多人集合排队站在雷打石前，毛泽东站在雷打石上。他带着浓厚湖南乡音讲话了。他从昨晚上有战士偷挖老百姓红薯的事，又讲到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和大汾遭袭的经验教训。最后他庄严地说：“上述的这些事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必须严明纪律。从今以后，我们不仅要重视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思想和阶级觉悟，同时还要颁布纪律，用纪律来管理队伍。对于纪律，谁都不能违反，违反了就要严肃处理。为此我现在郑重宣布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到王佐总指挥率领的农民自卫军所在地去。希望大家一定要坚决遵守纪律，和自卫军的弟兄们搞好关系，和老百姓搞好关系。大家做得到吗？”大家齐声答道：“做得到！”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的最早雏形。

　　毛泽东从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着眼，从一个红薯着手，为工农革命武装制定了“三大纪律”，这既包含了对部队行动集中统一的要求，又体现了革命军队为人民的性质宗旨。“三大纪律”的诞生使工农革命武装的建设上了新台阶！

　　占遂川增加“六项注意”

　　井冈山南侧的遂川，是一个物产富饶、人口众多的大县，驻守县城的只有国民党的一个工兵连。敌军力薄弱，正是拓展红色区域的良机，前委决定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

　　1928年1月，在工农革命军攻击下，敌工兵连闻风逃跑，我占领了遂川城。在县城的局面打开后，前委布置部队以连、排为单位，深入到乡村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遂川呈现一片革命气象。1928年1月24日，是大年初二，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由王次淳担任县政府主席。

　　一天上午，毛泽东在街上无意中看见王次淳被几个妇女拦住说话，不是听得很懂，可从这些人的神态和偶尔能听懂的一两句话语中得知，好像是在说革命军借了她们的门板、稻草没有归还，有的弄错了，损坏了，要工农兵政府帮助解决。其中有个性子显得很烈的老太婆还说了些难听的话，似乎是说她家又不是土豪劣绅，咋能拿了她家的东西不还呢？莫非真要共产共妻么？王次淳见她说话没有遮拦，连忙伸出手去捂她的嘴，并批评她不要胡说八道。一转眼，王次淳看见毛泽东就在附近，赶紧把这几个妇女打发走了。毛泽东从王次淳处了解到几个妇女确实反映的是革命军借了她们的东西没还、有的弄错了、有的搞坏了的事。

　　毛泽东对王次淳说：“你得帮我去了解一下，那几位妇女讲的究竟怎样，把情况告诉我，我叫张团长去处理。”

　　王次淳答应着走了。毛泽东回团部找张子清、何挺颖说了这事，要他们举一反三地进行了解，目前革命军中还有哪些事做得不好，工农群众不满意？同时，毛泽东自己也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有些人不注意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等等。

　　同一天，罗荣桓也汇报一些部队在老百姓中造成不好影响的人和事。诸如讲话粗鲁、请挑夫不给钱、个别的还打人骂人等等。毛泽东听后很吃惊，没想到在革命军中竟有这么多乱来的事，特别听说还出现了一起因土豪不按时交款而烧房子的事后，他发脾气了，说：“乱弹琴！怎能烧房子呢！蠢，蠢啊！难怪老百姓不满啊，土匪才杀人放火烧房子嘛！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怎么也做这种不得人心的蠢事呢？”又说：“不行！这好比一家人家，子不教，父之过，革命军中出了这些事，责任在我们领导，我们没有教育好，纪律规定不严。看样子，光有个‘三大纪律’还不够，还要补充一些新的规定。”

　　于是毛泽东召开前委会，专门进行研究。他提出在“三大纪律”的基础上，再增加“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六、不打人骂人。前委成员听后一致赞成，认为这都是群众语言，既具体详细，又一听就懂，一做就会。不仅对于解决现在革命军中存在的那些问题有着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对于今后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看起来这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然而在工农群众眼里，它是革命军和国民党军及其他反动武装的重要区别。

　　1月25日，也就是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第二天，根据前委会的意见，在县城的李家坪召开了全体革命军指战员大会，毛泽东宣布了“六项注意”，并作了重要讲话，讲明了制定“六项注意”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告诫全体革命军指战员都要严明纪律，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六项注意”的提出，并与“三大纪律”连在一起，成为工农红军的重要行动准则。

　　同年4月3日，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毛泽东在向工农革命军和地方赤卫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建军宗旨教育时，向全体官兵正式颁布了经过修改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为了进一步增强战斗力，提高纪律性，毛泽东要求部队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写在墙上、包袱布上，无论走到哪里，都作为检查行动的标准，认真执行。由于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工农革命军建立起同当地民众的密切关系，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毛泽东不但严格要求部队执行，而且严于律己，身体力行。有一次，毛泽东做社会调查后回到茨坪。当知道警卫员收了老百姓送来的一条鲤鱼后，严肃地说：“我们当干部的，应当模范执行纪律，不能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警卫员为难地说：“鱼在缸里养了两天啦，这次收了，下次不收就是啦！”毛泽东坚决地说：“不行，群众的东西，一次也不能收，马上把鱼送回去。”“送回去，人家会怪我们的。”警卫员说。毛泽东想了想说道：“那就这样吧，称一称这鱼多重，把鱼钱付给群众，并把情况向老公公讲清楚。”毛泽东付鱼钱一时成为美谈，大家从中受到很大的教育。

　　还有一次，工农革命军在一个村子里宿营。战士小李和小王看见房东家里有一只样子古怪的坛子。小李说：“我猜，坛子里装的一定是酱菜。”小王说：“不，我猜是米酒。”两个人说着，互不相让。最后，小王掀开坛子，伸手在坛里蘸了一下，用舌头舔了舔，高兴地跳起来说：“呀，是酒，是酒！我赢啦！”这件事后来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很生气。有的干部不以为然：“用指头蘸点子酒尝，是件小事。”毛泽东严肃地说：“不，是大事！革命军队，对待人民利益，要做到秋毫无犯。执行无产阶级纪律，就得从每件小事做起！”当天晚上，毛泽东向全体战士讲话，重申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各连、排认真检查一下执行纪律的情况，有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要马上改正，并向群众赔礼道歉。大家从这件事又一次受到深刻的教育。从此，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在行军途中，还是在宿营时，人人都自觉遵守革命纪律，群众的东西，一丁点儿都不拿。群众感动地说：“这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

　　1929年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又将“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到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特别是1947年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指挥，已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了，这年10月，毛泽东亲自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至于其他应当注意事项，各地各军最高首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项目，以命令施行之”。“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这就是我军现在执行的并谱成歌曲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行颁布，为我军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完成战略反攻任务提供了有力保证，使军队的纪律建设上了新的台阶。建国以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写入“三大条令”，为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时至今日，“三大条令”几经修改，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却一字未动，成为人民军队的永远纪律。它是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