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湖南道县人，中国宋代著名的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是中国理学鼻祖和湖湘文化的先驱，更是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奠基人。周敦颐在世仅57年，留给后世的作品只有6248字，但他“上承孔孟，下启程朱”，为中国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突出贡献。王夫之曾称赞道：“自尧舜禹汤文周孔之传汉董唐韩总未窥先生项背，读诗书易礼乐春秋之旨张铭邵数无非参太极根源。”周敦颐的思想包括廉政思想主要体现在《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养心亭说》及《爱莲说》等著作当中。究其一生，周敦颐主张重德治、立人极、倡正气、主廉洁、讲官德，其丰富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廉政思想内涵，对当今的反腐倡廉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周敦颐奠廉洁文化之基

　　中国的廉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在《尚书•皋陶谟》中有关于“廉”的论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其中“廉”被看作为官的九种素质要求之一。《周礼•天官•小宰》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在这里，“廉”是一种考核官吏政绩好坏、裁断高下优劣的标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廉”的论述亦十分丰富。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韩非子•解老》）。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管子•牧民》）。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众多论述中，“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政治评判标准出现的。而将“廉”与“洁”有机结合形成独立的廉洁文化，并且发挥其独有的教化功能，周敦颐无疑是第一人。他在其千古名篇《爱莲说》中以莲喻“廉”，以莲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高度概括为官之德与为人之德，使廉洁文化从此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得到发扬光大，并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为官从政者。

　　二、周敦颐廉政思想的内涵

　　（一）立“诚”以修身。周敦颐在其《通书》开篇就提出，“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在周敦颐看来,“诚”是“纯粹至善”的做人之本，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础，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行为准则。一个人，只有不断追求“诚”并实践“诚”，做到“乾乾不息于诚”，才能真正实现“圣人仁义中正”的目标。对于如何进行立“诚”修身，周敦颐认为有两条途径：一是主静无欲。人非圣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但君子要成“圣”，必须设法克制甚至去除欲望。与孟子主张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不同，周敦颐认为，“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养心亭说》），即通过养心达到无欲的境界，才能“诚立、明通”。是故“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要养心必须做到一个“静”字，即“寂然不动”以至于内心安宁，让心性保持一种清净澄明的状态，通过不断自我反省和感悟，如此方能“立人极焉”。二是安贫乐道。在周敦颐看来，钱财名利等皆是身外之物，可有可无，但必须始终坚守做人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通书•师友》）因此，周敦颐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通书•富贵》）意即只要尊道重德，自然会知足常安。也正是这个原因，周敦颐十分推崇颜回，“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通书•颜子》）周敦颐认为，颜子之乐才是一种超乎富贵追求的高尚道德境界，人人都应该学习他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而不要沉溺于单纯的物质享受。

　　（二）守“洁”以处世。周敦颐不仅自己一生为官清廉正直，勤政爱民，做人光明正大，胸怀坦荡，不卑不亢，表里如一，而且反复强调为官为人要始终洁身自爱。在千古名篇《爱莲说》中，周敦颐以莲的品格自励，认为人生在世当洁身自爱、守洁重节，如此方能保持独立的人格，立于不败之地。他的洁身处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染不妖”的自尊意识。周敦颐24岁出仕为官，担任分宁县主簿。当时的宋朝建国已80余年，国力日强，但官场腐败之风也渐长、奢靡之风盛行，一般的士大夫阶层或沉溺于声色、或放纵于田园。对周敦颐来就说，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要么洁身自爱而被同僚视为异类。周敦颐坚决选择了后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充分显示了周敦颐“世人皆浊我自清”的强烈自尊意识。二是“不蔓不枝” 的自立精神。周敦颐为官31年，经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皇帝，历任知县、判官、通判、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及知军州等，大多任判官，长期从事办案工作。当时科举取士制度虽已逐渐规范，但官场关系错综复杂，新党与旧党、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斗此起彼伏，象周敦颐这样无根无基的官员稍不留神就会丢了乌纱帽。但他并没有如当时有些官员那样想办法找“靠山”、抱“粗腿”，而是依然故我、“不蔓不枝”，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所以虽政绩显赫，但仕途坎坷，官位升迁缓慢。三是“不可亵玩”的自爱品格。周敦颐待人处事秉持公心，从不畏惧权势和强暴。在南安任参军宁肯辞官也要力阻上司滥杀无辜，在合州任判官身遭不白之冤却处之泰然，都充分反映他为坚持正义敢于抛弃乌纱帽，为人格独立决不低身下气，坚守个人信念的高尚品格。这与他如莲花般“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品格是一脉相承的。

　　（三）奉“公”以为政。“公”是周敦颐从政的基本理念，也是他为官的最低尺度。他提出，“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天地至公而已矣。”（《通书•公》），意即一个人只有时时事事处处持以公心，方可达到“圣人”的境界。而且，“公”不仅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够得上“圣人”的标准，也是天地间通行的法则。正是在“公”的法则指导下，周敦颐提出了从政为官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克己奉公。“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通书•公明》）在他看来，为政者要在官员和人民大众中间推行“公”的思想，首先要求为政者自身要推己及人，发挥带头作用，以一己之“公”而求天下之“公”。否则，“公”理寸步难行。明朝郭允礼在《官箴》中所提出的“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既是周敦颐“奉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奉公”思想的最好注释。二是务实守拙。周敦颐认为，从政为官者要践行“公”的思想，一方面应当务实而不图虚名，即“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德业有未着，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通书•务实》）另一方面要弃巧守拙。他认为，“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拙赋》）就是说，如果为政者投机取巧，就会为了掩盖弊端、盲目追求政绩而造成社会风气下降和秩序混乱；为政者弃巧守拙，就会出现风清气正、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

　　（四）求“仁”以爱民。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和发扬者，周敦颐的“仁”思想在其廉政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提出，“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通书•诚几德》），“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通书•顺化》）这里，“仁”与“爱”是相通的，为政者施行仁政首要的就是爱民。一要重教化。周敦颐认为，对为政者来讲，教化是施行仁政的首要选择。古时之所以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是因为“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通书•乐上》）通过教化提高百姓的素质，才能实现“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通书•乐上》）忽视教化，则“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通书•乐上》）二要慎刑罚。与传统儒家所提倡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所不同，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审判办案工作的官员，周敦颐主张，一方面处理政事刑罚手段不可或缺，因为“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通书•刑》）另一方面要谨慎地使用刑罚手段做到宽严相济，因为需要运用刑罚的案件“情伪微暖，其变千状。苟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通书•刑》）除了执掌刑罚手段的人个人素质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通书•刑》）所以，运用刑罚必须慎之又慎。三要倡宽容。周敦颐提倡要宽容。他认为，“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为君子矣！”（《通书•爱敬》）所以，要允许人犯错误，只要他能改正，就要宽容，要让其自改为君子。

　　三、周敦颐廉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周敦颐在世时声名并不显赫，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在其后近千年熠熠发光、泽被后世。特别是其“修身、廉洁、奉公、爱民”的廉政思想，直到现在，对于我们倡导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推动反腐倡廉建设，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周敦颐作为一名封建官吏，尚且无论是从政为官还是退养山林，始终以“诚”立身，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讲，更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对国家和人民伟大事业的无比信心。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看，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之所以走向腐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个人修养，对党和人民失去感情，对国家和个人前途失去信心，导致精神家园坍塌，最终滑向堕落的深渊。要加强党性修养，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加强理论学习。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新知识、新领域层出不穷。党和政府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层出不穷。党员干部要适应形势需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觉悟、修养和责任，珍惜大好时光，减少应酬，排除干扰，挤时间多学习。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在政治上清醒坚定，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和重大事件中经得起风浪考验。二要加强道德修养。“百行德为首。”当前，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颓废道德观念以及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体制机制不完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冲击很大，稍有不慎，就会被侵蚀。许多党员干部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观念沦丧、道德品质滑坡开始的。因此，作为共产党员，必须严格按照共产党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行事，把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终身必修的课题。三要加强作风养成。作风问题，事关全局。当前，少数党员身上仍然存在思想不正、作风不实、信心不足、行为不端等问题，不仅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影响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和改进作风，下大力气解决突出问题，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有效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必须始终洁身自爱，做到廉洁自律。周敦颐一生为官始终洁身自爱，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以致临死前“视其家，服御之物，只一竹筐，钱不满百。”（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坚守立场、洁身自爱。一要守得住清贫。清贫是纯洁思想道德的“净化器”、防止蜕化堕落的“防火墙”、治疗腐败变质的“杀冲剂”，它能让人的思想、品质、人格得到磨砺，让人冷静、坚强、豁达，所以，我们要力戒贪图享受没，经受起灯红酒绿的诱惑和考验。二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就是要始终保持平常心，自己调节心态，寻求心理平衡，做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要慎独自律，防微杜渐，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重视自己的道德尊严和人格形象，培养和坚持健康理智的生活情趣和积极向上的道德追求，珍惜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社会声誉。三要抵得住诱惑。面对金钱、美色和权力的诱惑，领导干部要明辨是非、克己慎行、去俗就雅，始终保持健康心态,养成很强的定力，不为欲所困，抵得住糖衣炮弹的攻击，切实做到金钱面前不伸手，美色面前不动心，利益面前不攀比，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经得起考验。

　　（三）必须正确对待权力，做到权为民用。权力是把双刃剑。秉公用权，可以造福百姓；以权谋私，就会祸害人民。领导干部如果在权力观上出现偏差，把权力当作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的工具，就必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出现滥用，造成公共权力的异化，最终也使自己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周敦颐为官多年，始终信守“天地至公”的理念，以“公于己者公于人”的精神，推己及人，率先垂范，从不以权谋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一方面，要明确权力来源，为人民掌好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认为，权力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作为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一切权力源于人民、一切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一切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的观点，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保持清醒头脑，以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惕性，自觉维护权力的尊严，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另一方面，要正确行使权力，自觉接受监督。要按法律和制度规定用权，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明晰法律与纪律的“高压线”、公与私的“警戒线”，防止手中权力商品化、庸俗化。同时，要自觉接受监督，保证权力干净运行。要克服权力使用的随意性、专断性，特别要坚持民主制度，规范决策程序，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高权力运行的廉洁高效。

　　（四）必须强化宗旨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周敦颐是民本思想的优秀践行者。他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时巧施计谋，通过上奏朝廷减轻端州百姓负担的做法就是一例。我们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既是对古代民本思想的传承，更是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要正确树立“三观”。一要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党员干部干事业，必须用“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要树立正确的工作观。要以工作为重，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要勤奋工作，埋头苦干，以力争一流的气魄，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勤政为民，奋勇争先。三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制定政策，推动改革，应充分论证可行性，充分考虑社会影响，充分估计社会可承受的程度。要坚持与时俱进。敢于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

　　（作者系中共永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