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醉翁亭记》　

　　宋代的官吏考课制度是廉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对州县县官的考核最为重视。

　　宋代规定，官吏考课期限按在官之日计算，满一岁为一考，基本上三考为一任，但磨勘升迁各有期限。“磨勘之法，文选官之等四：银青光禄大夫至朝议大夫，进士理八年，非进士理十年。通直郎至中大夫充谏议大夫、待制以上任职者，理三年。朝散大夫至承务郎，理四年。”这些规定奠定了宋代考课的基本倾向，就是以资历为主，以劳绩为辅。

　　宋初，以户口增减成绩考核州县长官。“准见户十分增一，刺史、县令进考。若耗一分，降考一等”。

　　宋太祖建隆年间，又在户口之外增加赋锐、公事、官廨仓署等考核内容。宋太宗开宝九年（976年），定考课州县以三等之制。政绩优异者为上，职务粗治者为中，临事弛慢、所莅无状者为下，岁终上报。真宗景德初年，重定三等之制，以公勤廉干、惠及于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声者为次，畏懦贪猥者为下。

　　神宗以后，则明确以四善三最之法考州县。“以四善三最考守令。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解为四善。狱讼无冤，催科不扰民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通善、最分为三等，五事上，二事为中，余为下”。优异者给予奖赏，劣等者多处以罚俸。因宋代官吏升迁大多遵循资历，与考课联系较松，从而削弱了考课促进廉政的作用，助长了官吏因循苟且的风气。

　　从整体上看，宋代的考课制度，在内容上基本上为脱离唐朝的框架，但在实施上与唐朝又不一样，就是十分重视考课制度，“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 （摘自林岩、王蔓编著的《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集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