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贪腐案中案与多米若骨牌效应揭秘
清朝有许多贪污腐败的官员,其贪腐案的发现、揭发和参奏等, 这些都不足为奇,更严重的是居然还有“拔出萝卜带出泥”、因案生案的“案中案”现象及多米若骨牌效应,深刻描绘康乾盛世后期清朝严重泛滥的贪腐洪流与大厦将倾的不可逆之势。
王亶望上演贪腐第一案
浙江巡抚王亶望一案是有清一朝涉案人数最多、惩办官员最多的贪腐案。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甘肃省土地贫瘠,时有灾荒,常需政府救济,请在甘肃实行捐纳,让无法考取功名而财力有余的人,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换取监生名号,于国于民,俱为有利。乾隆帝于四月十八日批准了勒尔谨的请求,并特意将“能事之藩司”王亶望调任甘肃布政使,负责捐监事宜。通过捐收监银(公卖“监生”文凭,原为纳粮得监,王将其改为纳银)、虚报灾情、虚报建仓(纳粮收多了需要建仓存储,实际上根本没收粮)、审批(各州县)监生名额和建仓数量之手段和时机,王亶望共敛得家财1037211两银子,同年七月三十日,乾隆谕令将王亶望斩立决、勒尔谨自尽;九月九日,谕令将王廷赞绞立决;此外还有28名贪污在2万两以上的官吏被斩立决,有21名贪污在1万两以上、2万两以下的官吏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有51名贪污在1千两以上、1万两以下的官吏被判斩监候,10名贪污在1千两以下的官吏被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或发配新疆。此案最终处决案犯达58名。
乾隆帝见微知著忙惩贪
王亶望弄巧成拙,露出了“狐狸尾巴”。有七件事让见微知著的乾隆皇帝盯上了王亶望,第一件事发生在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巡幸到天津,时任宁夏府知府的王亶望千里迢迢地送来了“土特产”——饰有珠宝的金铸如意,乾隆看了看,没有收,估计心中的反感和疑惑要多于欣赏和肯定。第二件事发生在七年后的乾隆四十五年,此时王亶望已离开干了三年的甘肃布政使一职三年了——已在浙江巡抚任上干了三年了,乾隆第五次南巡到浙江,亲近皇帝的机会又来了,于是王亶望又是一通铺张,却并没有让皇帝高兴,乾隆说:“省方问俗,非为游观计。今乃添屋建宇,点缀镫彩,华缛繁费,朕实所不取。”面对皇帝的诘责,王竟说这一切都是陈虞盛(嘉兴府知府)所为,又闹了个自讨没趣;随后王母去世请离职“丁忧”、治丧百日后愿留浙江海塘工程效力,乾隆允准了。第三件事和其母去世有关,接替王的新任巡抚李质颖进京“陛辞”时,言说了自己在海塘工程上与王的诸多不合,顺便向皇帝汇报说王没有让妻儿回乡行丧;李的汇报让乾隆大为不快,降旨免去王的官职、仍留海塘效力。第四件事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奉命视察海塘工程,发现杭嘉湖道王燧借工程施工浮冒贪污、嘉兴府知府陈虞盛借接待皇帝(南巡)名义虚报开支,立即奏报乾隆,乾隆立即有所觉悟,王燧、陈虞盛所为“必亶望为之庇护”,于是下令逮捕王燧严审。第五件事是镇压甘肃循化厅苏四十三回乱,陕甘总督勒尔谨屡屡失利被逮捕问罪,先后派出阿桂和和珅前往督师监军,反馈信息是甘肃境内连绵阴雨、无法疾进,这又引起乾隆警觉:王亶望任职甘肃九年,年年报旱灾(西北常况,说旱易信)求赈,这不是多雨吗?第六件事是审讯勒尔谨,发现其家人肆意向进见总督的官员勒要“门包银”,竟达2万余两,这让乾隆看到了甘肃吏治的混乱。第七件事是接替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请捐4万两银子做军饷,这让乾隆一下子想起了王亶望向海塘工程捐资50万两银子一事,“二王”任布政使、巡抚时间也不长啊,怎么这么有银子?乾隆疑问顿生。七件事让乾隆下决心查王亶望、查甘肃的吏治,结果一查查出了“清朝第一贪污案”。
陈辉祖办案当中生贪念
陈辉祖,衡永郴桂道祁阳县金兰桥人(今衡阳市祁东县金桥镇)。大清宰相陈大受子,清朝最高级封疆大臣。时任闽浙总督(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统管福建、浙江、台湾三省军民政务)兼浙江巡抚等要职。
疑雾重重
王亶望的家产被查抄后,由浙江运解京城。乾隆发现送京的王亶望的财物中并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但他知道王亶望平时最喜收藏古玩字画(乾隆亦颇懂古玩字画),以往节庆之时王也曾贡过,他收过也“发还”过,怎么以往“发还之物,无一存在”?再一点是王亶望案在去年(乾隆四十六年)冬已处理完,赃物应即行解京为什么拖半年多?于是,乾隆暗谕浙江布政使盛柱(陈辉祖的下级)留心查访。经过查访,盛柱将目标锁定在陈辉祖身上,因陈辉祖是王亶望的上级,是王案的主审官员,王的寓所正是他负责查抄的。他向乾隆密告称查到了查抄王亶望赃物的底册,底册与解京进呈册所列有较大出入。
浮出水面
经过89天的调查处理,陈辉祖案才水落石出。这陈辉祖以大学士之子之高贵、以闽浙总督之高位,居然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将王亶望之赃金800两私留(说是碍于王之托,金易银,以期减轻罪过)、只发还12000两银子(按1∶15,市价为1∶17,少给了1600两),此外还抽换了一些玉器、字画等。陈所为,不由乾隆不感慨:“朕又将何以用人?尚复何人可以信任乎?”大学士、九卿复审后拟定:处陈辉祖斩,请即行正法。乾隆权衡后认为:“与亶望较,终不同。传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辉祖盗臣耳。亦命改监候。”
在劫难逃
“在候”期间发生的三件事,暴露了陈辉祖在位时只知牟利营私、贻误地方庶政的更大罪过,一是浙江巡抚福崧奏报嘉兴府桐乡县民众因征漕运事哄闹县衙,辉祖在时亦曾闹过,只“枷杖”了事,助长了刁民挟持之风;二是新任闽浙总督富勒浑奏报两省州县仓粮亏缺;三是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报台湾民互相械斗。三件事提前了陈辉祖的死期,谕令自尽。人死了,事没完,五年后又报湖北吏治败坏、贪贿成风,始作俑者就是陈辉祖(陈曾任湖北巡抚),乾隆又谕令其所有儿子具革职(都是以陈所贪之财捐得的官)发往伊犁。
腐败源自选人用人不正之风
清朝入关后,经历了康乾盛世,开始比较清廉,为何由盛而衰?我们从从清朝贪腐第一案案反思腐败根源,便不得而知。
王亶望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举人,后来拿钱买了个知县。几年之后步步升迁,官至浙江布政使,并暂代浙江巡抚一职。王亶望向上爬的秘诀就是用钱开路,行贿送礼,巴结上司。
陈辉祖于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以荫生(凭借上代余荫取得的监生资格。)授户部员外郎,迁郎中。历任陈州知府、安徽布政使、广西巡抚、河东河道总督等职。四十四年,调任河南巡抚,四十六年,授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
可见选人用人上讲金钱、凭关系选任的人大都不合格,要么无才,要么无德,既然无才无德,又何以统领一方?由此而言,讲金钱、讲关系选任的人违法乱纪都在预计当中,卖官鬻爵、朋比为奸也就成为社会腐败的根源。(嘉禾县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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