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档案馆阅密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具有党政档案统一管理、档案形成单位级别高、公文类档案居多、均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都是永久保管等特点

　　在公众视线中的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履行全国档案事业行政管理和中央档案保管利用两种职能，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构。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进中央档案馆采访参观，不仅聆听观看了不同历史时期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录音录像资料，还近距离接触了诸多珍贵的档案资料原件。

　　馆藏凝聚岁月风云

　　中央档案馆1959年10月正式开馆。现收藏保管着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们从事新文化运动，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等伟大革命活动中所形成的档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和派出机关在各个时期活动中形成的档案。

　　本刊记者看到，这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特别会议，历届中央全会的档案，中共中央发布的各种决议、决定、指示、通告等，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的来往文电等等；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起，相继在各地成立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抗日民主政权、解放区民主政权形成的档案；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和各直属机构、全国政协形成的档案，其中包括筹备成立新中国的文件，历次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文件，国务院发布的决议、决定、指示、命令以及国家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等；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共青团中央等全国性人民团体形成的档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社会活动家的手稿、书信、日记等档案和资料，其中数量最多、相对最完整的是毛泽东主席的手稿，共有4万多件。

　　据统计，截至2010年，中央档案馆共收藏档案125万卷，有1亿多页，案卷排架长度达13774米。另外还有照片16万张，录音、录像磁带16000多盘，电子档案3900多盘。收藏报纸、期刊、图书等资料234万册。这些档案主要是从各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接收而来，但也有的是从国内外的单位和个人手中征集而来，或由个人主动捐赠而来。

　　“我馆最早的一部分档案，来自党中央在上海时期建立的档案库，代号为‘中央文库’，正式名称是‘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中央档案馆保管部主任许卿卿对本刊记者说，“中央文库”的档案包括有：1921年至1934年中央的各种文件材料和记录；中央各部委、各区中央局、红军各部队、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向中央报送的材料；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旅欧、旅美等中共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文件材料；以及党内书报刊物等。

　　在白色恐怖时期，虽然中央文库负责人几经变换，保存地点也不停地辗转迁移，但这些档案都始终得到了妥善保管。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下，1950年2月，中央文库由专人负责清理登记并被安全押运到中央秘书处，成为1959年中央档案馆开馆时中央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还有延安及西柏坡时期的档案。“延安时期的档案不仅有中央在延安所形成的档案，还包括红军长征时携带的中央苏区等5个根据地所产生的档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出版物、会议发言报告等)以及红军长征的有关材料等等。”许卿卿介绍说：“1948年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中央秘书处在此期间，又接收了中央工委的档案若干箱。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往北平，延安和西柏坡时期的档案由后任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的曾三率领转移，安全无损地到达北京香山。”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还包括从苏联接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把保存在苏联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国。中共中央对苏共的这一表示立即作出积极反应，派人前往苏联进行整理、清点、装箱、封存，由苏方将这批档案送到北京。这些档案内容包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会议记录、部分代表团成员的手稿、发言记录，中共一大至六大历次代表大会的文件等等。这批档案记录了我党早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有些是国内档案所没有的。

　　除了纸质档案外，中央档案馆还保存着录音录像档案。本刊记者此次聆听观看的不同历史时期四段珍贵录音录像资料——1924年孙中山《告诸同志》录音；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1988年邓小平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时的讲话，都属于这一范畴。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具有党政档案统一管理、档案形成单位级别高、公文类档案居多、均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都是永久保管等特点。这些档案主要是20年前形成的，即大都是1990年以前形成的档案，而较少有最近20年形成的档案。

　　根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便于利用的原则，我国档案法规定，中央级机构的档案，一般在形成满20年后，才向档案馆移交，所以，1990年以后各中央国家机关和各中央企业形成的现行档案，多数现仍由各单位自行保管。

　　档案整理有章可循

　　整理档案，对档案进行编目、鉴定与统计，是档案馆基础工作的重要环节。做好这些工作，使档案有规可循，有目可查，才能便于保管和利用。

　　1958年7月，在中央档案馆筹建期间，周恩来就对将要到中央档案馆工作的同志说：“到档案馆工作不仅要整理和保管好文件，更重要的是熟悉业务，多做些索引、目录，使利用时查找方便，别找一个文件花半天工夫啊！”

　　中央档案馆开馆后，针对利用与基础工作的矛盾，1960年底中央档案馆提出：“以内部建设为基础，以利用工作为主导，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思想。档案整理工作，应当是围绕当前需要有重点地进行工作。”

　　本刊记者了解到，当时针对馆藏档案的状况，中央档案馆把馆藏档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规有目，基本上可以查找利用；第二类是有规不可循，有目不可查；第三类是无规无目，无法查找利用的零散文件。对此，整理的相应具体办法是：对于第一类，即使有些小毛病，也可以不重新整理。对于第二类，可以在原有整理的基础上，进行部分的加工整理，但不打乱重整。对第三类，要认真进行整理，分清全宗，把文件按形成规律组卷、编目。总之，整理历史档案，不是根本不能动，而是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础，不打乱重整。

　　许卿卿对本刊记者介绍道，档案的整理工作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从建馆后到1963年底，中央档案馆总计整理加工各种历史档案近10万件，清理了历史档案150余万件，编制了档案目录，写出了档案全宗介绍或内容提要等参考资料。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中央档案馆更加重视档案基础工作，集中人力进行目录数据库的建库工作，结合建库进行档案整理编目，经过十年的努力，档案检索从全部手检达到部分目录机检。

　　1993年馆局合并后，中央档案馆集中人力物力，花大力气，对馆藏零散档案进行整理，呈现突出效果。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中央档案馆正以档案数字化为龙头，积极开展档案数字化，以此带动档案的整理工作，使档案整理更加趋于规范。

　　档案保管力求安全

　　“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的寿命，长久地发挥档案的作用，是档案馆的基本职能。”许卿卿表示。

　　为了维护档案的长久安全，防止人为的和自然的有害因素对档案的破坏，中央档案馆研究了许多长久保存档案的办法，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

　　“最首要也是最基本的一点是，库房条件的好坏，对档案的安全保管关系极大。许卿卿说，“中央档案馆建有两座适合于保管档案的库房，这就给安全保管档案创造了好的条件。”

　　从本刊记者实地采访观察，中央档案馆档案库房具有三大特点：第一，外墙坚固，采用厚墙体，并使用了高效保温、隔热、防水的材料等；第二，档案库房内布局结构合理，安全、方便、适用；第三，库房门窗紧闭，设置通风、去湿、降温、采暖的设备可以控制库内温湿度。“整个库房达到了防光、防潮、防霉、防尘、防火、防盗的要求。”许卿卿介绍说。

　　除此之外，中央档案馆还采取了多项安全保管措施。比如说，档案提供利用，一律以复制件代替原件，确保档案原件不受损坏。对档案害虫的防治，采用化学的、物理的多种办法，杀虫防虫；对于破损档案的修复，主要采取传统手工托裱；陆续购进一批革命历史报刊的影印本，对保护报刊原件，提高利用率，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据本刊了解，为防止突发事件，特别是战争对档案的损害，中央档案馆还提出必须制作多份档案并要有多处保存地点，加之用缩微照相的方法将重要档案复制成缩微胶卷、用数字化的方法把档案复制成光盘、磁盘等，这就为档案的多份、多库保存奠定了基础。□

　　档案工作人员要当司马迁

　　中共中央机要档案资料的总汇，被称之为“中央文库”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泽伟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档案工作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就重视档案的保管和收集，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央领导人都对档案工作倾注心血，给予关心和支持。

　　“正是在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领导下，经过几代档案人的拼搏奉献，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体系已经逐步形成并且不断自我完善，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强调道。

　　“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保护文件”

　　《瞭望》：中国共产党的档案工作开始于何时？

　　杨冬权：1923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建立秘书制，决定党内外所有档案文件按照规定由秘书保管。1926年中央成立秘书处，负责全党文件的秘写、传递，档案的保管、处理、保密等工作。以后，又设立了专门负责保管中央档案文件的文件保管处。1923年至1928年，毛泽东、王若飞、邓小平等，都分别担任过党中央秘书长，直接领导文书档案工作。

　　在艰苦而恶劣的革命斗争环境下，党中央十分重视档案文件的安全与保密，不断地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机关、部门，注意保护党的文件的安全，并采取了相应措施，文件要保存数套，一套留机关使用、一套隐藏在安全的地方，一套送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收存。

　　由于党中央文件保管处是中共中央机要档案资料的总汇，又被称之为“中央文库”，其地址和内部情况是绝对保密的，并想尽办法严加保护。党的地下工作者怀着坚贞的革命信念，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中央文库珍贵的档案资料，张宝泉、陈为人、陈来生和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为保护中央档案而不惧牺牲的英雄们，他们的事迹至今为后人传诵。

　　《瞭望》：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哪些措施整理保护档案文件？

　　杨冬权：1931年，党中央进一步规范了文件的整理和保存办法，由瞿秋白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办法对党中央各种档案文件的收集、分类、整理、编目、保管、销毁等都作了明确规定，特别是对于文件的保存，规定：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周恩来在这个文件上亲笔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这是现存的我们党最早的保管档案和文件的规定。

　　历史证明，《文件处置办法》的实施，对我们党文书档案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起了规范性作用，使中央文库收藏的一大批重要档案资料历经白色恐怖，得以保存到今天。

　　在严酷的战争年代，我们党的领导人不仅重视档案，身体力行收集保管档案，还经常教育党员要爱护每一份文件，保护好党的机密。在艰苦的长征途中，毛泽东随身携带着两个箱子，收藏着重要档案文件和手稿，《长岗乡调查》《兴国调查》《反对本本主义》都是从那两只箱子里找出来的。有一份他早年在湖南五县的调查手稿丢失了，他感到非常惋惜，经常提起这件事，感叹湖南五县的稿子他是颇下了一番工夫的。

　　毛泽东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保护文件”，“遇到危险情况，你们不必顾我，要先保护秘书和文件”。在延安，毛泽东主席在与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深情地谈到一名英勇的红军战士，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两只铁制文件箱背在肩上，走完了长征全程。

　　刘少奇和朱德也曾明确指出：不论是白区地下党，还是农村革命根据地，档案工作的重要原则就是对档案“必须保证安全，但又要区别对待”，“在危险时宁肯烧光，决不让敌人得到片言只字。”1942年，刘少奇离开中原局到延安工作，在他离开苏北的时候，历尽艰辛，将多年积累的有关中原局的12包档案和各项重要资料带到延安。长征到达陕北后，许多中央领导都亲自过问档案工作问题，并亲自参加档案材料的收集工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署名发布《军委关于征集红军战史材料的通知》，邓小平同其他同志负责进行了大规模的红军档案征集工作，并取得显著成就。

　　1941年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机要处下设材料科、文书科、电讯科等机构分别负责文书处理、档案管理、材料综合和资料发行等工作，档案工作各项制度、规定进一步健全，各抗日根据地，许多机关都建立起了文书档案工作。晋察冀边区政府1939年9月发布《关于反扫荡斗争前处理文书卷册的命令》；冀中区党委设立“临时档案室”，将档案装箱，打仗时随部队转移，人称“游击档案室”。

　　1947年，国民党军进攻延安，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当时，中央十分关心档案资料的安全问题，决定由秘书处长曾三负责珍贵档案资料转移工作。刘少奇亲自指示，把档案分成甲、乙、丙、丁四类，区别对待，进行处置。精简后的档案有几十箱，转移起来不方便。周恩来指示曾三带着档案找贺龙，在贺龙、叶剑英、杨尚昆等关怀下，这批档案东渡黄河，被转移到山西兴县刘家曲隐蔽起来。1948年，这几十箱档案继续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工委所在地。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接管旧政权的档案和其他历史档案成为一项新的任务。1948年11月，朱德、彭德怀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惩处战犯命令》，其中指出：凡国民党军官和政府官吏“烧毁一切文电案卷者”均应逮捕法办，保护档案有功者受奖。

　　“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

　　《瞭望》：新中国建立后，档案工作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杨东权：总的来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创了建立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新天地。

　　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次会议决定由陈云、董必武组成接收委员会，负责接收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人员、档案和物资。1951年9月29日，政务院公布《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对建立政府机关的文书、档案工作做了规定，提出了档案要集中管理的原则。从政务院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都先后逐步建立了档案工作机构，集中管理机关档案。为了解决档案专业干部缺乏的问题，1952年，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档案专修科。1954年，中央决定撤销大区的各中央局和大区一级行政机构，随后，中央办公厅、政务院秘书厅分别颁布《关于中央局撤销后档案集中管理的办法》和《关于大区行政机构撤销后档案集中管理的办法》，决定在集中管理和保持原机关档案完整的原则下，有步骤地把中央局和大区档案集中到北京。至1955年初，共集中档案2万余箱，这些档案为建立中央档案馆奠定了基础。

　　在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的过程中，全国档案事业的集中管理也开始了有计划的全面建设。经周恩来总理提请，1954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国家档案局，任命曾三为国家档案局局长。1955年11月，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组织原则》。从此，我国档案事业有了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规模的档案事业建设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1956年3月2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档案工作的决定》。4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决定全文，并配发了《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社论。1959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实行党政档案工作的统一管理。

　　1959年10月8日，经过数年筹备，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周恩来题写馆名，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和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开馆典礼。

　　使档案工作者永远不会忘记的是，1959年全国档案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接见会议代表，在同国家档案局负责同志谈话时，他询问各地地方志的编修情况，指示说：“你们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国家档案局被非法撤消，中央档案馆被更改名称，工作职责也发生变化，国家档案事业也遭到严重破坏。

　　档案事业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瞭望》：中央档案工作何时回到了正轨？

　　杨东权：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转折，我国的档案事业也进入恢复和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79年4月，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恢复工作，中央档案馆恢复名称和职责。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国家档案局《关于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上作出批示，指出：“档案是历史的记录，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档案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专门事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展历史研究，进行各项工作的必要条件。做好档案工作，不仅是当前工作的需要，而且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事业。”

　　同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这一决定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促进档案馆由封闭、半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变，是档案馆工作的重大突破。以后，全国性的平反冤假错案和大规模编史修志大量利用了中央档案馆和各级档案馆的档案。

　　在全面恢复和发展档案工作，逐步建立起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国家档案事业的时候，档案立法被提到议事日程。国家档案局从1980年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几经广泛征求意见，1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我国第一部档案法。从此，我国步入依法管理和发展档案事业的康庄大道。

　　《瞭望》：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档案工作给予了哪些关心和支持？

　　杨冬权：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档案工作。198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办的以公布党的档案和党史研究成果为主旨的刊物《党的文献》创刊之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欣然为刊物题写刊名。1989年12月，他又为新落成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题写馆名。陈云同志也非常关心档案工作，1986年为新建的上海市档案馆题写馆名。

　　1990年7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同志陪同下，专程到自治区档案馆看望并慰问档案工作者。他认真听取了档案馆工作情况汇报，参观了《历史缩影和结论》档案陈列展，并为自治区档案馆题词：“藏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时，还与全体档案工作者合影留念。1999年，在中央档案馆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分别题词，江泽民的题词是：“做好档案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1995年12月和1999年12月，胡锦涛同志两次接见出席全国档案工作暨表彰先进会议的全体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在1999年的讲话中指出，档案是人类活动的真实记录，是人们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重要依据。借助档案，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见未来。档案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2009年和2010年，胡锦涛总书记就解放军档案馆原馆员刘义权身患绝症仍以顽强的意志和奉献精神坚守在档案工作第一线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希望全国档案工作者学习刘义权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并到医院亲切看望刘义权，称赞他不愧为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战士，不愧为全国档案战线的时代楷模，不愧为优秀共产党员；还观看了反映刘义权同志先进事迹的话剧《生命档案》，给全国档案工作者以巨大的鼓舞。

　　正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我们档案工作者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工作，开展服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建设和完善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确保档案安全保密的档案安全体系，为我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不断提供新的服务，作出新的贡献。□

　　档案：真实的力量

　　当前，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在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编辑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于6月16日正式出版，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出版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座谈会并讲话；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农业展览馆参观了由中央档案馆和农业部共同举办的《建党以来农业政策回顾展》仅今年上半年，中央档案馆为纪念建党90周年推出的活动就多达7项。

　　“档案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产生于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各领域，反之又服务于人们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如何利用档案，发挥最大功效？多年来，档案工作者已经总结出诸多经验并取得明显成效。当前，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在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档案的大功效

　　档案工作对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档案资料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配合国家重大外交、宣传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档案局档案馆室司司长孙钢对本刊记者举例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中苏、中蒙、中印等边界谈判提供了大量明清历史档案和地图，为外交谈判提供了重要的铁证。

　　“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信息，各级档案馆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孙钢告诉本刊记者，2008年拉萨“3·14”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中央档案馆迅速反应，经中央批准陆续在国家档案局网站上以视频形式公布了《从历代档案看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档案看历代达赖喇嘛都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等5个专题档案，有力地证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视频被300多个中文网站和100多个英文网站转载，仅国家档案局网站的点击量就超过200万人次，点击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内保存的大量珍贵档案、特色档案，还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不断作出贡献。孙钢说，2005年连战先生访问大陆期间，胡锦涛总书记送给连战先生一份礼物，是国家档案局主动提供的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连战祖父连横更名复籍档案复制件。该组档案共有两件：分别为1914年2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办理连雅堂(连横的号)申请恢复原籍案的文书、1914年2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办理连雅堂申请更名案的文书。

　　这份礼物令连战深受感动。翌日，连战在演讲时表示：“胡总书记把我祖父当年要求恢复中国国籍的申请书找出来送给了我。祖父连横在日本统治台湾那个时代就要求恢复中国国籍，可见是一个民族思想非常强烈的人。”

　　助力经济建设

　　在党和国家经济建设领域，档案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管理工作，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在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集体与农民签订了农村土地的承包合同，使农村的土地基本保持了稳定。”国家档案局经济科技司司长李晓明对本刊记者说，“一二十年后，随着土地承包合同的逐步到期，国家又开展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在开展延包工作的过程中，有许多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手中的原承包合同丢失，给土地确权工作带来了困难。保存在县级档案馆中的上一轮土地承包合同的存根就成了土地确权的重要依据，有效地避免了延包工作中的矛盾和纠纷。”

　　2006年国家开展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集体林地开展承包和确权工作，档案部门又与林业主管部门协作，出台了《关于加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档案工作的意见》，把山林承包合同以及林业权证等资料及时归档保存，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比如说，2009年4月至6月，安徽省定远县集中换发全国统一的山林权证，该县原有的山林权证大多是1981年至1983年颁发的，由于年代久远，出现了许多‘有山无证、山证不一致’的现象，在林权证换发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权属纠纷。仅2009年5月，定远县乡镇村干部、双方当事人就来县档案馆查阅当年的权证存根88人次，调阅案卷120卷册，复印资料168页，成功解决山林权属纠纷32起。”李晓明举例说。

　　企业档案也是我国经济建设、改革发展、科技进步、对外开放历程的重要记录，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重要依据，是国家的重要信息资源。

　　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企业的初建、恢复整顿、管理上等级、改革改制、规范管理、现代企业及产权制度的建立与信息化建设发展历史，我国企业档案工作也经历了技术档案的初建时期、以科技档案为主的综合管理、档案管理升级与目标管理等发展阶段，国家档案局也相应出台了《企业档案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规，为企业的规范化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和服务。

　　现在，我国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多年来积累起来的档案资料，已成为重要的企业资源和国家财富，为企业生产经营和维护企业与国家权益提供了重要保障，为企业承担国家重要的研发和生产任务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同时也成为传承企业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李晓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举个例子，石油行业是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在油气勘探开发和生产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资料是国家巨额投资的结晶，是企业技术和知识储备的重要形式。在石油勘探开发中，由于地质构造的复杂性和勘探程度的加深，油气勘探的难度不断加大，需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加深认识，深入研究，才会有新的发现和突破。近年来，中国石油国内油气勘探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档案信息资源为油田增储上产发挥了重要的信息支撑作用。中国石油冀东南堡油田、中国石油长庆西峰油田都是利用老资料、认识老资料、研究老资料进行二次勘探取得的重大成果。”

　　近年来，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对档案管理的规范需求越来越大，各级档案部门及时地为民营企业提供档案业务指导，积极引导其建立企业档案工作，使一大批民营企业的档案工作达到了现代化管理水平。

　　在工程建设领域，档案发挥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从项目的提出、决策、规划、征地折迁、设计、施工、设备安装、竣工以及交付使用的过程中，会形成大量的文字、图纸、图表、数据和声像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是基建项目的最真实的记录，是全面鉴定工程质量的第一手材料，也是项目完成后的运行管理、维修改造、改扩建的重要依据，在项目出现问题后，对及时查明原因、追究责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一些地下设施和隐蔽工程完成后，其内部的结构和设施只能依靠档案图纸来描绘，档案资料成为这些工程的“透视镜”。

　　李晓明介绍说，“在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重大建设项目以及一大批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煤矿、电网建设项目中，档案部门全程参与项目建设，使项目档案管理与项目建设进度保持一致，积累起了齐全完整的档案资料，为这些项目的安全运行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可以说，在一座座雄伟工程的背后，都有丰富的工程档案作支撑。”

　　此外，为社会公民提供档案服务，也是档案利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从档案中查出公民有关学历证明、参加革命或工作时间、是否参加某项工作任务等的档案材料，作为解决公民个人待遇的凭证材料。另一方面，从档案中查出有关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关于公民离退休、工资级别、房屋产权和拆迁等政策和规定，作为公民解决个人待遇、落实政策等问题的重要凭证。

　　例如福建龙岩市公民林育生，其祖父林野参加革命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牺牲，几十年来因无确切材料证明，一直被确定为因公牺牲军人；2010年经中央档案馆查调提供的档案材料，有关部门很快确定林野为革命烈士，使其一家人多年的心愿得以了结。

　　红色档案提供历史镜鉴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所形成的重要革命历史档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和国家机关形成的重要档案，被称之为“红色档案”。

　　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利用部主任王绍忠向本刊记者介绍，这些档案所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在提供利用方面不同于一般的要求。为此，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实际情况，从档案利用手续、审核、报批、利用方式等各方面，对中央档案的提供利用工作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多年来，中央档案馆就是在严格执行这些规定的前提下开展档案利用工作的，既保证了中央档案在提供利用过程中的安全，同时又发挥了档案的作用。

　　“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提供利用档案。”王绍忠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需要不断总结和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至今已历经90年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已60余年，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既有成功和辉煌，又有曲折和教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需要认真总结并加以借鉴。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自己历史经验的总结，把党史、国史的研究编写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编写了不同版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组织出版了大量党史、军史、战史资料，还编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年》等。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中央档案馆为此提供了大量的档案。”

　　此外，党和国家开展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举办的各种重大纪念活动，这些档案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绍忠介绍道，井冈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展览、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展览、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展览、西柏坡革命历史纪念馆展览，党的一大至五大、八七会议、八一南昌起义、遵义会议等旧址纪念展览，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纪念展览，这些纪念馆、遗址、旧居等都是党和国家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央档案馆为这些基地举办的各种展览提供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此外，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诞辰纪念活动中有关部门撰写纪念文章，编写传记、年谱、文集，拍摄专题电视文献片等，也提供了大量档案。□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泽伟

　　怎样留住社会记忆

　　国外公众普遍认为，档案是开启和实践民主的一个要素，查阅政府档案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档案的开放利用是宪法和民主的基石

　　文/杜梅

　　从世界范围看，档案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日益密切。档案被视为政府问责制的基础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凭证，是建构、了解、恢复及表达社会记忆的主要元素。

　　美国国家档案馆2006～2016年战略计划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天国家档案馆都在触及全国各地的美国人的生活。他们当中，有进入首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圆形展览大厅参观《独立宣言》《宪法》以及《权利法案》的民众；有在各地区分馆查找家族史线索的家谱学者和爱好者；有寻求机关档案管理帮助的政府官员；有利用国家档案馆网络服务系统索取服役记录复制件的退伍军人；也有查找文件证据的调查人员、律师；还有挖掘政府信息的记者、作家及影视工作者；借助档案资料学习历史和撰写论文的学生也有不少。我们的客户不受年龄、种族、社会经济状况的限制，我们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或每一个对政府档案感兴趣的人。

　　可以说，这种档案为全民服务、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主张，正影响并贯穿于许多国家的档案收集、保管和利用三条主线工作之中。

　　许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公共档案法、国家档案馆法、政府机构档案管理规定等，在法律的框架内对档案工作加以规范，进行管理。近些年，由于数字和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和公民的信息需求和兴趣日益广泛并不断变化，再加上政府对于问责、透明、善政的种种承诺，几乎所有国家的档案收集、保管及利用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挑战。

　　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就提出了4项原则。一是重要性，即档案要聚焦最能代表加拿大社会发展历史和加拿大社会文化价值的文献遗产；二是充足性，强调加拿大档案文献遗产的收集，在质量和数量上要足以全面反映加拿大社会，满足加拿大人的各种需求；三是可持续性，因为资金有限，既要保证收集到重要的档案，又不能影响保护和利用；四是社会性，档案应该记录加拿大社会的多元化，为此需要加强与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

　　收集更具广度和深度

　　各国国家档案馆的收集工作一般有两部分：一是政府机构向档案馆移交具有业务和历史价值的档案文件，这种移交具有严格且明确的法定要求和可操作的程序；二是征集具有国家意义的社会或私人档案资料，包括接受捐赠、购买以及搜集网络资料等。

　　国外档案馆在收集方面目前存在这样的特点或趋势：

　　收集更有广度和深度，也就是说更加关注和追求多样性与完整性。每天政府部门以及每一个人都会生成大量各种类型和格式的文件资料，这就迫使档案部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努力地制定与时俱进的收集战略，科学的鉴定方法，从而在有限的资源下保证档案馆藏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因为档案收藏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记忆的完整性和明确度。

　　收集更具多样性，就是说档案要呈现出政府活动和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许多国家档案馆的收集范围较广，除了过去遗留的历史档案外，包括军事、外交、司法等所有国家或联邦级政府机构形成的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都集中收藏在国家档案馆，像美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国还集中收存议会、法院、甚至联邦政府资助项目以及私人形成的具有重要意义和研究价值的档案。今年4月刚生效的日本《公文书与档案管理法》规定，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国家档案馆)要接收法院和议会的档案。

　　为了使档案馆藏更为丰富细致，尽量能够反映心态和微观层面的历史，许多国家的档案馆还特别重视口述史资料的收集。比如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都一直在做普通人(历史亲历者)、少数族裔、原住民的口述史，这是鲜活的、有情感的历史记录，是对官方档案文件的补充。此外，这种口述历史还具有抚慰作用，正如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一位档案工作者所言：当某个少数族裔或原住民意识到自己的声音被国家档案馆保存，自己的族群将在国家历史和集体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就会感到没有被歧视或忽略，这有益于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和谐。

　　收集更讲究完整性，这指的是内容上的完整和载体上的完整，包括各种数字形式的档案文件：网站、电子邮件、数据库、Web2.0技术生成的文件等。比如，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实现了公民服务的网络化，网站已普遍成为政府与公民通过网络交流的证据，网站文件的收集也成为档案馆的份内事。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都在这几年制定了采集和保存具有永久价值的政府网站文件的标准或规定。此外，许多国家档案馆还根据公众需求收集一些网站的文件。这些都是研究互联网发展史、信息技术发展史、社会发展史、文化发展史、政治和民主发展史不可或缺的资料。但是，如何识别和收集最新网络技术形成的档案文件，还无一定之规，可以说是档案部门面临的一大挑战。

　　为了及时采集到电子文件并保证其完整性，许多国家的档案部门采取了前端控制的策略，并从法律上进一步完善，建立了文件生命周期全程管理的机制，也就是说档案部门要负责文件从生成、运转、处置、移交、保存、利用整个过程。瑞典国家档案馆就认为，在今天，所有的档案法规都必须明确规定国家档案馆对现行文件管理的责任，日本新实行的《公文书与档案管理法》已经赋予了国立公文书馆监管文件形成和管理的职责。

　　另外，收集时还要考虑到是否拥有保管能力，是否能够提供长期利用，这些资料是否可以反映社会、服务于社会、有益于社会。

　　妥善保护不断创新

　　保护，讲的是对馆藏档案文件进行妥善的管理，维护其安全、真实、可靠；宗旨就是保证现在以及未来的用户能够很好地利用它们。

　　现在各国档案馆保护压力都很大，既要保管好过去遗留下来的传统形式档案，还要应对正在出现的各种新载体新格式的文件。这对档案馆的组织模式、专业技能以及保护措施，都是很大的挑战。目前国际档案界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数字档案如何长期保存、数字技术在保护中如何应用、传统声像档案如何向数字形式转换，还有新型库房如何提高技术含量、档案如何防灾，以及档案保护中的绿色概念、可持续发展等。

　　由于社会动荡、战争、自然灾害都会威胁到档案的生命，所以，危机管理和灾害预防备受关注，国际档案理事会还为此制订了灾害应急计划，帮助各国应对各种灾害对档案带来的破坏。

　　档案开放奠定民主基石

　　在利用过程中，档案馆既要最大限度地提供利用，又要保护好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这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国外公众普遍认为，档案是开启和实践民主的一个要素，查阅政府档案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档案的开放利用是宪法和民主的基石。

　　为了鼓励人们走进档案馆，许多国家的档案馆制订了相应的公共政策和计划，专门设置了公共关系部门或官员，采取了多种措施和手段，以帮助公民了解档案与自身的关系，把享用档案的权利当成一种公民意识来培养。以美国国家档案馆为例，除了永久性展览和一些固定项目外，每个月都会在馆内举办十多项公众自由参与的活动，包括新书发布、作者演讲和签名、专题片放映、馆藏介绍或利用指南讲座等；国际档案理事会还把每年的6月9日列为国际档案日，借以宣传和推广档案。

　　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颁布了信息自由法、政府文件利用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数据保护法等，公民的信息权意识不断提高，而信息自由法实际上对文件和档案的妥善管理和便捷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瑞典早在1766年就颁布了包含信息自由在内的《出版自由法》，赋予任何人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在瑞典，任何政府文件，除非法定涉密或涉及隐私，一旦形成都必须公开。瑞典同行介绍，在瑞典，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随意走进一家政府机构，闯入一间办公室，面对一个公务人员说：我要看这份文件。任何公务人员都不得拒绝，还不能询问其姓名、身份及利用目的，也就是说不许查询对方的隐私以及不愿公开的利用目的。

　　在很多国家，信息自由法赋予了公众要求利用政府部门收集或形成的任何文件和档案的权利，政府机构必须依法尽力为公众查找和提供最大数量的信息，除非那些属于法律特别限制利用的信息。

　　公共服务是核心使命

　　服务是档案工作的宗旨，谈国外档案馆的利用服务，首先要说他们的开放性。

　　开放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档案观念是开放的，即档案应该为每个人服务。第二，档案馆和档案馆藏是开放的，很多国家档案馆践行的是“开放是原则，不开放是特例”。另外，从大多数国家的趋势来看，档案的封闭期在缩短。上世纪60和70年代，在国际档案理事会的努力下，档案的一般封闭期从50年降到了30年。近些年来，这个30年的封闭期正逐步降到20年。澳大利亚信息自由改革法案及国家档案馆法修正案，已规定档案文件年满20年后必须开放；美国总统档案则在总统卸任12年后向公众开放。第三，档案业务环节本身是开放的、透明的，也就是说，档案工作的很多环节都要向社会公开，受公众监督。比如英国国家档案馆会通过各种渠道，随时公布新接收进馆的档案文件，对于一些公众较为关心的档案馆藏，开放的时候也会大张旗鼓地宣传。美国专门为提供公共网络利用制定了档案数字化战略，对哪些馆藏优先进行数字化还会通过本馆的网站征求公众的意见。

　　美国国家档案馆前任馆长温斯坦这样说：公共服务是我们的核心使命；为每一位公民、为所有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为总统、国会以及法院提供档案服务，是我们的工作重心。国家档案馆的馆藏属于组成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美国人民是我们的客户，我们致力于为他们提供便捷有效的服务。事实是，美国档案馆不只是政府或历史收藏机构，更是普及教育的地方。

　　在欧美，寻根问祖、查阅家族历史情况文件的用户占档案馆用户的70%，而目前，网络档案利用也已占到整个利用的70%，因此，以提供便捷的网络服务为目的的数字化项目正成为各国档案馆的热点。同时，用户友好型、方便型网络检索工具的研究也得到许多国家档案馆的重视，因为在档案馆利用，可以有专门的利用咨询人员予以帮助，而在家上网利用就只能依靠检索工具了。

　　国外一些档案馆还设有学生教育的计划，通过编辑和提供档案原始资料，为学校提供历史、社会科学等科目的辅助教材。欧美一些国家往往从小学开始就告诉学生写文章怎样利用原始资料，怎样做田野调查。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以档案仿真件为教具，指导学生如何去探索和了解自己家庭、社区、城市、国家的历史，如何去自己解读重大的历史事件。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学习中心有上百份重要历史档案仿真件教具，学生可以分组，每组一盒案例档案，阅览后要回答这些档案与宪法哪项条款有关。

　　国外经验值得借鉴

　　对中国档案工作者来说，国外档案工作的最新进展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要更加关注综合档案馆馆藏的丰富性、多样性、代表性，收集反映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料，特别是那些一直不在国家综合档案馆收藏范围和传统档案工作者视野内，却能反映重大社会现象的各种载体的档案；及时跟进社会和技术的进步，研究最新网络技术、社交媒体等形成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件，制定相关的鉴定、采集方法，促进收集政策与法规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争取得到公众的了解和支持。

　　档案著录要关注国际标准，为实现与其他国家的档案资源共享打下基础，在整理、著录以及数字化工作中，要具备成本和效益的观念。

　　更多地参与社会，与社会互动，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正如一位丹麦档案工作者所说：我们依赖的是公共资金，因此也需要公众对我们怀有好感，既要为那些档案利用者提供优质服务，也要让那些暂时不利用档案的人别认为我们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应该与信息、技术、教育部门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建立更多、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项目服务。

　　如果树立起档案馆为民服务的观念，就要考虑到如何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研究人员、学生、普通公民提供不同的服务，不但有高层次的研究咨询服务，也有档案馆藏和档案利用的入门介绍。

　　加强研究网络用户或者说数字原生代用户的利用行为和习惯，促进网络利用，培育并满足全社会的档案利用需求。□(作者为国家档案局外事办公室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