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向来萧瑟处
秦德君
苏轼这人，其实是个非常悲怆的人物，但他给了后人一个极豁达粗豪的形象和感觉。在很多人心目中，苏轼就是一个整天乐呵呵的邻家大叔。
这当然不能说错。但苏轼真是这样潇洒得不行吗？
苏轼之所以有一种放达通脱的外相，主要源于他那些被称作“豪放派”的词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些话语一扫萎靡之气。但苏轼的悲苦，比起他的诗情和豪放，其实更沛然杂陈。
苏轼在《送沈逵赴广南》中说：“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大有不堪往事之悲。他在困顿谪居中尝作《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不平之志，可见一斑。
那么，苏轼心灵上那样一种超俗的“乐观”，源自哪儿呢？
源于他对生命过程真正意义上的洞穿。
所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是他精神健康的主旋律。
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特别是《前赤壁赋》，是一部人生哲学，也是一部社会政治哲学，是他对自然、人生、社会、生命的深刻看法和诗性思考。人类社会，人的命运，其实都在“白露横江，水光接天”中，“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飘荡所以，不知所终。人通常因为对生活有了切实的感佩，笔下的自然况物，笔下的社会情怀，才会有那样一种旷达空灵的意味，可谓“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就是这样一种状况。
苏轼很多文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如果让我给那些文字贴上一个标签的话，那就是“生命的洞穿”，或者可以叫“诗化哲学”。
苏轼有着大彻大悟的生命意识。他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他认为，时间的流逝如奔腾之水，其实并未消逝；物事的圆缺像皓皓明月，终究又何尝盈亏损益。这很有点现代物理学上“时间相对论”的智慧。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他认为，如果从变化的一面看，天地间任何事物，没有一瞬间不在发生变化。这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可谓异曲同工。所不同的，赫拉克利特是用理性的线条说话，苏轼是用感性的山水画面说话。
在《后赤壁赋》中，苏轼说：“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表达的是同一种心怀，即变化决定一切。大自然也好，社会、人事、生活也罢，所有一切，没有什么可以停滞不变。但他在《前赤壁赋》中又说：“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如果从不变的一面来看，万物与我们的生命一样无穷尽。又有什么可羡慕的？这是一种生命的豪迈。他把自然哲学、社会政治哲学中的两面，都说透了，颇有“辩证法”之妙。
这种人脸上，除了微微的淡然笑容，怎么会有其他表情？
顺便一说，我们把历史上许多东西，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来读，实在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想当然耳”，这就犹如把重要的历史遗迹，纯粹当作旅游景点来开发一样。
本质上，苏轼是一个有着悲苦意识的生命哲学家。同时他又是一个有着理想主义情结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有着沛然诗性的人。苏轼为官从政，在性情上，是一种“遭际的误会”。“官场逻辑”与他身上的诗性和理想主义的人文品质，是难以相融的。官场贯穿的是技术理性和权力意识，而理想主义和诗性，本质是真善美的雨露风华，两者难免有些南辕北辙。最重要的是，苏轼没有任何以官场逻辑来改造或者哪怕是稍稍“修正”一下自己性情的意思。
好在唐宋之际的中国官场，尚有几丝文气存在，文官制度还保持了几分本色，有点才学的士子还是官僚的主角。冷冰冰的官场上，还有几片温暖的云彩可以飘荡。尽管如此，苏轼在官场上还是磕磕碰碰，一生事情不断。
上帝把一些人放到俗世中间，就是让他们来受折磨的。
但是这不要紧。这不过使苏轼对古往今来的一切，看得更加明白通达，更有一分对天道、人道的清醒罢了。
所以，一个真正洞穿生命的人，总用微笑来作为心灵的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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