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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危机及其成功化解

编辑:高蓝 发表时间:2016-10-18 10:31 来源:光明日报

王杰

 

    陕甘宁边区成立后,陕北地区生产只能维系低水平消费需求的状况并未改变,且随着人口非自然快速增长,致“鱼大水小”的矛盾日趋尖锐。1941年征募、采购粮食从1938年的4.5万石猛增至20万石,农民的负担比较重。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对边区停发经费、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财政经济形势严峻,一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2页)1943年,为防备国民党“闪击延安”而增加军费和抢季收购棉花,迫不得已大量发行货币,致市场物价暴涨。

  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和性质作出准确判断,关系经济决策和措施的取向。1943年7月2日,《解放日报》发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提出进行“适合时宜”的经济改革以推动生产发展方针,强调“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发展生产借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意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4—45页)毛泽东立足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将其称之为“经济危机”。次年12月,陈云也确认边区出现经济危机的局面,并肯定发展生产以克服危机的方略,“我们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与国民党当局以加重老百姓负担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前者达到丰衣足食,后者弄得民穷财尽。这两种办法谁好谁坏,何去何从,中国人民自然看得清楚。”(《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9页)
  陕甘宁边区生产供给难以满足需求的现实要求发展商品经济,但因于“唯书”影响,当时认为建设共产主义不需要商品经济的思想比较普遍,陈云所说的“从来没有想过当共产党还要做生意”(《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正是当时很多人的真实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立足实际,实事求是,决策实施发展商品经济以打破封锁方略。陈云于危难之际受命主政经济,“中心任务是做生意”(《陈云文集》第1卷,第380页)。他敏锐地抓住了发展边区经济的关键,是必须“把东西卖出去,如卖不出去,问题就来了。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开支很大,我们的东西卖不出去,需要的就拿不进来,所以必须发展贸易。”(《陈云文集》第1卷,第383页)
  陈云深刻揭示,不同的经营主体和经营目的规定商品经济的不同性质,提出了“为个人”“招财进宝、黄金万两”的商品经济和“为人民”的商品经济概念。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也要做生意,也是商人,但前面又戴了“共产党的帽子”,是“共产党的商人”。这是与普通商人的“基本区别”(《陈云文集》第1卷,第375—376页)。“共产党的商人”要发展的是“为人民”的商品经济。从理论上廓清边区要发展商品经济和发展什么样的商品经济,为共产党“要做生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陈云认为,共产党做生意要借鉴资产阶级在将商品经济推向极至期间积累、形成的方法,“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方法可以采用资产阶级的。”(《陈云文集》第1卷,第393页)为此就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制度。做生意“我们这些人经验不够,属于大少爷一类的人,不像兢兢业业的商人。要规定一下,买货要怎样,秤要怎样,尺用怎样。要规定条例,如入货条例、出货条例、运输条例、查账条例。分区的负责人要到贸易公司去查账,先把抽屉一拉,翻开账簿,再查他的钱。如果账上是一百二十六万,钱也是一百二十六万,便是对的。如账上存的是一百八十万,钱只有一百六十万,那二十万哪里去了?要这样搞。从前王云五‘整’我们,便是这样‘整’的。”(《陈云文集》第1卷,第393页)二是灵活等价交换。收购出口的土产,“要用做生意的办法,东西要看好坏,不好不要,逼得他们没有路走了,就要提高质量。这个办法可以刺激生产,是大老板的办法。……有点托拉斯的作风,有点财政资本家的作风。这是一个鞭子,不要放下。”(《陈云文集》第1卷,第391页)在边区特殊环境下对外做生意,等价交换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多少布换我多少盐,不是拿货币来计算,基本上应该以物物交换的比例计算,以物资为标准。”“第二个问题,是处在战时状态,物价高涨,币值跌。国民党是这样,全世界也是这样。战时状态,我们的对策是要经常提高价钱,注意出入口平衡,使我们不吃亏。”(《陈云文集》第1卷,第386页)三是建立经济统一战线。“无论是中国也好,外国也好,是大生意也好,小生意也好,做生意的人都要能拉拢关系。”(《陈云文集》第1卷,第379页)共产党做生意、拉拢关系,首先有政治眼光,“懂得团结内部,对外同国民党作经济斗争。对内对外的贸易生意该怎样做这一套都要摸熟,要懂得在边区内部怎样做生意,和外面的商人怎样搞好合作,怎样利用外部的商人。……不能简单地反对投机操纵的商人,我们要拉这个力量同我们合作,要他们帮助我们对外斗争才有力量。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把不应该消灭的都消灭,因为这样就不能团结内部同国民党作斗争。外面的商人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不然对内对外的贸易就搞不好。我们是共产党员,要懂得党的政策,要照顾到这几项。在共产党这一点上,我们要有党的立场、革命的立场、阶级斗争的立场。”(《陈云文集》第1卷,第378页)其次对商人、脚夫既要广泛宣传我们的政策,更要在价格上恪守货真价实、讲求信誉,给商人以让价照顾,取消临时性营业累进税,多征过境税,适当增加纸烟税,使他们有利可图,冲破封锁与边区做生意。再次要广泛利用商人的社会关系和国民党内部的各种矛盾,进行公开的、秘密的、上层的、下层的等等形式的统战工作。四是要机动灵活地开展贸易斗争。如边区运盐季节国民党压价收购之际,我们就筹集足够资金囤积,待彼一无储备时,提价出售。还要利用好价格吸引。边区输入必需品,凡贩好货进口者,在价格上给予优惠照顾,坏货则坚决压价,使之无利甚至赔本。1944年关中新棉上市,国统区价格每斤1100元,我方以2800元收买。高额差价吸引商人大量贩运,就连封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整排整连参与贩运,有的甚至一天背3趟。时任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经理的喻杰曾回忆,在陈云直接指挥下灵活开展的外贸斗争成效极为显著,仅1945年上半年的两个多月时间,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就收进黄金10万多两,“超过过去两年的总和。”“物资雄厚,边区的金融、市场也很稳定。”(喻杰:《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见《陕甘宁边区概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4页)
  在以上正确的应对措施作用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和经济危机逐步得到缓解,1944年和1945年,边区对外贸易连续两年出超。1944年的进口量比1943年下降了1.7%,而出口量却是1943年的3倍,出超19亿(边币);1945年准备反攻,进口量虽比1943年增加了9.4%,而出口量却是1943年的7倍半,出超34亿,扭转了陕甘宁边区多年来的入超局面,不仅财政收支平衡、用度比较自如,达到了丰衣足食,解决了大反攻开始后大批干部出发的装备、交通等费用,而且还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留下了足够一年用的家底,“创造了中外战时财经史上鲜为人知的光辉的一页”(李成瑞、朱佳木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5页》)。
  (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学院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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