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主页 加入收藏

饮食中的伦理政治

编辑:高蓝 发表时间:2016-10-18 10:31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不久前,一部以美食为主题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火遍大江南北,不仅令许多观众想起了“小时候的味道”、“家乡的味道”和“妈妈做的饭”,也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的关注。中国人爱吃、会吃,一句“民以食为天”就道出了“吃”在民族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地位。吃之于中国人,不仅是维持生存的本能,更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礼的本源。

饮食中的伦理政治
刘志琴

  要活着就得吃,这便是人们习以为常的“饮食”。可在中国,“吃”却不同凡响。这不仅是一句“民以食为天”的古训,它还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礼的本源。《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爆粟粒、烤小猪,挖土坑盛酒,用手掬饮,再用草槌敲地取乐,这大约就是先民视为美食美酒的盛事。用自己最得意的生活方式祭祀鬼神、敬天法祖,这就是礼仪的起源。所谓“礼之初始诸饮食”,揭示了文化现象是从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中发生,这是中华民族顺应自然生态的创造。
  
  祭祀礼仪从饮食行为中发端,盛放饮食的食器就成为礼器。“食”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就好像食物盛放在容器中。比起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食器的发明标志着饮食活动的进化。这一进化深深烙印在文明的标志——文字的创制之中,食器也就成为饮食的符号。至今,中国人还习惯用“铁饭碗”来表示吃喝不愁的保障。“礼”字的成形也可溯源到食器,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释礼》中考证:“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丰,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在食器中盛放玉,是“礼”字的原初形态,所以普通的日用品食器,也就成为至尊至荣的礼器。
  
  礼,有多重含义。礼貌之礼、仪节之礼、伦常制度之礼,无不是用以协调、沟通、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一部二十四史,代代都有礼制,按等级分配生活日用,这种观念对饮食行为的渗透和主导,使得有限的口腹之欲,寓有超乎具体物质享受以外的精神内涵,拓展了饮食活动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并由此衍生出多姿多彩的内容,这是中华饮食文化与世界各国相区别的最重要的特色。
  
  “民以食为天”不是抽象的一句话,它有具体而实在的表现形态。发明熟食、善于烹调的先人都被奉为圣人,就是这一信念的具象化。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熟食;伏羲氏织网捕鱼,驯养家畜;神农氏播种耕作,石上燔谷。他们都因为开辟食源的丰功伟绩,被后世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古史上第一个有年代可考的厨师,是近四千年前的少康。他因父亲夏相被叛臣寒促所杀,投奔到有虞氏当“庖正”,即厨师长。复国后他成为夏朝第六代君主。据《说文》载,少康就是传说中的杜康,还是酒的发明者。善于烹饪而又官至国家重臣者,在史书上也不鲜见。屈原《天问》中提到的彭铿,王逸在注中说:“彭铿,好和滋味,善斟雉事帝尧。”这个号称活了八百岁的长寿老人彭祖,有一手烹调野鸡的绝活,并以此博得尧的欢心,官至守藏史。商朝最著名的相国伊尹,厨师出身,因为善于制作雁羹和鱼酱,被后世推为烹调之圣。周朝的开国元勋姜尚从政前钓鱼、屠牛、卖饭,传说中的“姜太公钓鱼”成为韬晦的美谈。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圣人是道德的楷模;这些圣人同时又是权力显赫的君主和功臣,位列统治序列的顶端;作为烹饪的创始人和大师,他们也是生活方式的缔造者。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饮食烹调与伦理政治相通、相融的倾向。被古人视为国家重器的鼎,本是饭锅。其鼓腹,能容纳较多的水、粮、肉、菜;两耳,便于提携、移动;三足鼎立,方便置火燃烧。炊具和餐具合一,比笾、釜、镬、豆、簋等其他食器更为实用。《说文》说:“鼎,调和五味之宝器。”用这宝器供奉祖先和神灵,施行祭祀的重大礼仪,就给这日用容器蒙上了神秘的色彩,被尊为礼器。传说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造三只鼎,象征天、地、人。夏禹收罗九州的金属,铸成九个大鼎,作为传国之宝。周灭商后,将商朝的九鼎移至镐京,举行隆重的“定鼎”仪式。至此,“定鼎”用来比喻为国家政权奠基;鼎,成为权力的象征。由于鼎与权力相关的特殊身份,就决定了它不能为普通人所拥有,因此又有“列鼎”制度,即按爵位和等级的不同授以不同的鼎数。天子拥有九鼎,诸侯是七个,大夫为五个,士只有三个。权力愈大拥有的鼎数就愈多,违背规定,就是僭越,与犯上作乱一样,要受到重裁。《左传·宣公三年》记有一则故事:周朝衰弱,楚庄王崛起,在中原称霸。周定王派使臣去慰问,楚庄王踌躇满志地打听周鼎的轻重大小,使臣反驳说:“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问鼎”就成为了窥视政权的行为,“迁鼎”则是指一个国家的灭亡。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权力以权杖和连枷为代表,这是从生产工具和武器演化而来,比较直观容易理解。在中国,则以饭锅——鼎为象征,这在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从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为权”。所以荀子提出德、位、禄的相称,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反映了饮食与权力和天道的一体性。
  
  鼎由食器演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礼器,能在鼎上操作的人更是不同凡响,所以“调和鼎鼐”这一烹饪术语,在古代被用来比喻宰相治国理政。《晏子春秋》记述,晏婴对齐景公谈起君臣关系时,以“和羹”来打比方:“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于烹鱼肉。”君臣调和,才能烹制出美味佳肴。《吕氏春秋》记述,被后世奉为烹调之圣的商朝相国伊尹,用烹饪技巧比喻治国方法,说:“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这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故审近所以知远也。”烹调是精细微妙的操作,以此比附君主的统治术,真是绝妙。孙子论兵法,喻以烹饪之学;淮南子论学问,以烹饪为佐证;老子论治国,一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论断更是千古传诵。
  
  不仅如此,中国人还善于把人生的喜怒哀乐、婚丧喜庆、应酬交际导向饮食活动,用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饮食因而承载了伦理教化的重负。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烹饪事业的繁荣,但也过度夸大了饮食的政治功能。
  
  例如古人论政治成败,常见的是把王朝的灭亡与饮食过度相联系。《战国策》中就有夏禹禁酒,发出“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的预言。《尚书·酒诰》则认为,商朝的灭亡是由于酗酒所致。《五子之歌》说:“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有不亡。”《墨子·非乐》指责夏启的一大罪状是放纵野餐嗜酒。史书上历数夏桀的酒池肉林、商纣的长夜之饮都是亡国之由。《荀子》还把“饥而欲饱”、“口好味”,看成人性本恶的表现。先秦典籍中劝诫节制饮食的言论,并不是从健康出发,而是从政治、品德着眼。由于这个缘故,古人还将戒贪吃的训诫绘成有首无身的恶兽,铸在权力象征的铜鼎上——这便是青铜时代极负盛名的艺术纹样饕餮纹。
  
  曾有本书《吃垮中国》畅销一时,再次提出了古人的忧虑。但这只是隔靴搔痒之论——纵观历史,哪有朝代真正亡于吃喝?当下的问题并非出在国人热衷饮食,而在于对饮食活动异化发展,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工具,与腐败行为相生相伴。说回古代的列鼎制度,这实际上是对统治阶层内部各个等级生活消费的限定,违反者要受到僭礼逾制的惩罚,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中国有因贪污腐败而国破的教训,却从未有因热衷饮食而垮掉的王朝,过去是这样,今天也如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x
打开微信,点击底部的“发现”,
使用“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