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冷溶
今年是南昌起义八十五周年。南昌起义打响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诞生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1933年起,八月一日就被确定为建军节。除了这个“建军”的伟大意义之外,还有两个重要意义对今天特别具有现实性:一个是南昌起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及其对今天的启示;一个是南昌起义所突出表现出来的而今天又特别需要发扬的革命精神。
“什么是”和“怎么搞”问题的深刻回答
五年前,在南昌起义八十周年的时候,胡锦涛同志指出:“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把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一起称作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开篇,从这个高度上阐明南昌起义的意义,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阐发的重大课题。
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理论上,也有一个搞清楚“什么是”和“怎样搞”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南昌起义都作出了深刻的回答。
首先是搞清楚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在建党初期,由于没有清醒认识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要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个道理,实际上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而这种放弃,又直接表现为对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自觉,没有决心和勇气。这反映了当时我们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及复杂性认识还不清楚,对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搞清楚。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就是这种幼稚的认识状况的反映,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理论根源。南昌起义在革命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刻,以实际行动停止了这种错误。党要不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要不要独立领导开展武装斗争、掌握自己的军队,对这个问题,南昌起义及以后的一系列起义,作了最为明确的回答。对此,毛泽东同志分析得很清楚,他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陈毅同志也讲得很明确。他指出:“中国革命由中国工人阶级独立领导,并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于南昌。”他还说,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里程碑。这个里程碑,不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的分界线,也是认识的分界线。南昌起义断然告别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革命领导权和武装斗争这样的根本问题上,深化了对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认识。这正是它的重大贡献。当然,这一认识过程并没有完结。“什么是”的问题,还要在“怎么搞”问题的回答中继续得到深化,并最终取决于“怎样搞”问题的解决。
南昌起义在探索怎样搞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引人深思,给人启发。首先,只有搞了武装斗争后,才会有“怎样搞”的问题。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所有的问题都陆续地提了出来。有成功的一方面,也有失败的一方面。从成功的方面讲,主要表现在起义后期朱德、陈毅同志的实践活动上,包括“赣南三整”、湘南起义等。他们在游击战、根据地建设、军队的思想建设等方面的初步探索,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探索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意义重大。但是,对“怎样搞”这个问题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多的还是从起义失败的教训中得出来的。参加和领导过南昌起义的同志,在后来的总结中都清楚地谈到了这一点。
周恩来同志说: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就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地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
朱德同志说:当时只是看到武装斗争的必要,而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必须和农民的革命斗争相结合,没有把军队开到农村去搞政权。后来,我们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领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发动群众起义,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
贺龙同志说:南昌起义仅是我们党认识武装斗争的开始。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等,我们当时还不了解或了解的十分肤浅。革命军队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实行土地革命,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这条正确路线,直到井冈山会师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中,才为毛泽东同志完整地解决了。
陈毅同志说:南昌起义回答了人民要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怎样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知道搞武装斗争不容易,知道怎样搞法更不容易。有种种搞法。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创造。有依靠,有革命根据地,有革命政策,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政治路线,有军事路线。八一起义提出了问题,是毛主席在井冈山解决了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些正确的、深刻的认识,并不是我们党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就马上得到的。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是非常不容易的。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纠正了右倾错误,但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依然是打大城市,依然是搞正规战,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直到延安时期,通过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中,又从理论上、从哲学思想方法上挖根源,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系列著作,这才把“什么是”和“怎样搞”这两个问题都搞清楚了,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
南昌起义后来的失败,丝毫不能降低它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贡献和意义。尽管我们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的认识经历了这样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是正确探索的起点,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把它们并称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不但完全正确,而且寓意深刻。
回顾这一过程,联想我们搞社会主义的历史,真是感慨良多。在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何尝不是如此,何尝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不但同样艰巨复杂,而且探索的道路更长。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我们党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其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了正确认识;在“怎样搞社会主义”问题上,我们也已经有了一套成功的做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辉煌成就,但是这个探索还远没有结束。从现在看,就像陈毅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解决“怎样搞”的问题更加艰难。只有把“怎么搞”的问题解决好了,解决了桥和船的问题,才能真正回答好“什么是”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昌起义不仅是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一把钥匙,也对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要启迪意义。“什么是”和“怎么搞”,永远都是我们党需要面对和回答的根本问题。
重大关头和危难时刻展现的革命精神
伟大的革命实践必然孕育出伟大的革命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形成和总结了许多重要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那么,伟大的南昌起义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呢?如果回顾一下革命先辈们在起义中的事迹,南昌起义所展现的革命精神就会看得很清楚。
周恩来同志在南昌起义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代表党领导整个起义。他在评价南昌起义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他所说的这个“大方向”,就是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还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我们党能够明确这个“大方向”,并且把它成功付诸于南昌起义的实践,周恩来同志功不可没。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汪精卫集团也开始分共,但仍有人幻想继续与国民党合作,还有很多人选择了退缩,没有勇气和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中国的革命道路一片渺茫。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多次明确向中央提出坚决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张,认为这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当中央作出南昌起义的决定后,他立刻冒险赴江西进行起义的军事部署。在起义准备最紧张的时候,张国焘却多次阻挠起义。在争持不下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拍了桌子,坚定地说:“暴动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他后来回忆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正是有了周恩来同志的坚持和决断,才使起义没有受到错误主张的影响,确保按计划发动。后来,起义部队在南下过程中失败了,队伍被打散,但这并没有动摇周恩来同志坚持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心。这时候,他患了恶性疟疾,高烧达40度,当同志们劝他离开部队时,他坚决表示:“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持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我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周恩来同志的坚持和执着,深深感染了身边的同志,坚定了大家继续斗争下去的信心。
关于南昌起义中的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曾有过详细的回忆。他说:在起义爆发时,朱德同志的地位并不算重要。但就是在起义失败、形势最严峻的时刻,他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当时处境非常困难,人心涣散,士无斗志,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不辞而别了,部队只剩了九百多人……南昌起义的火种随时都可能熄灭。在这危难关头,朱德同志挺身而出。他对大家讲: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革命的跟我走,只要有两百条枪我就有办法。不论是行军还是打仗,他见人就谈,“谈革命的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他说:“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的。”聆听过朱德同志讲话的粟裕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贺龙同志是在南昌起义中入党的。他的故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起义前,贺龙同志已经是大革命的名将,有着很高的影响和地位。在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反共反人民的逆流进入高潮的情势下,贺龙同志仍然坚决表示要追随共产党。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时,就急切地表达了对党的向往:“我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最好的,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汪精卫都在用封官许愿对贺龙进行拉拢,但都被他拒绝了。在决定起义前,贺龙同志在军官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绝不走反革命的路。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贺龙同志曾先后几十次提出入党申请。在南下征途中,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他再次提出了入党的请求。周恩来同志在贺龙同志的入党宣誓仪式上评价说: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同志的部队都丧失了,但他没有丝毫灰心丧气,坚决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党中央让他到苏联去学习,他一再请求,让我回老家湘西去,我要卷土重来,再拉出一支队伍,与蒋介石干。后来,他单枪匹马回到湘西,几经失败,又几经奋起,领导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二军团,成为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使南昌起义的火种得到传播。
陈毅同志在南昌起义爆发时没有赶上。他听说起义的消息后,就一路追赶,坚决地赶上了部队。周恩来同志分配他去当团指导员,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同志回答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在部队转战最艰苦的时候,当有人劝说他离开队伍时,他坚决地拒绝了,并且告诫那些人: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拖枪逃跑最可耻!他还开导大家说,要“受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后来,他协助朱德同志完成了胜利会师井冈山的重任。
在南昌起义中,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风范和品格。叶挺、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陈赓、恽代英、徐特立等同志,都留下了感人至深的事迹。
总之,在南昌起义中革命先辈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非常丰富。从上述所举的几个例子来看,南昌起义的精神最集中的表现主要有三条:一是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甚至生死考验,都矢志不改。二是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奋起反抗。三是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在困难和失败面前坚韧不拔,越挫越奋。这些在困难的时候、危险的时候、失败的时候,在历史的重大关头,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是最为宝贵,最需要学习和发扬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有这样一批拥有这种精神和品格的共产党人为之不懈奋斗、流血牺牲,就在于我们党的事业一直有这么一股劲、这么一股革命热情、这么一种拼命精神来支撑和激励。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胜利。
今天,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平时期,早已告别了战火和硝烟,但老一辈革命家们在战争年代留下的这些革命精神,决不能丢掉。它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对这些精神,我们要反复讲,大力宣传,坚持用它们来教育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实现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道路仍然很长,还会有各种风险和挑战,还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革命先辈们在南昌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仍然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强大武器。对这些精神,我们要永远学习,使之发扬光大。这正是我们所以要纪念南昌起义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使用“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