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崇高理想与党的纯洁性光辉
编辑:高蓝
发表时间:2016-10-18 10:31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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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李大钊英勇就义85周年
朱成甲
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寻求救国真理之路的杰出的英雄人物李大钊,为了坚持与践行自己的崇高理想,英勇地牺牲于敌人的绞刑架下。
李大钊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振兴与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不息奋斗的一生,是为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社会主义中华付出全部心血以至生命的一生。他的死,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但是,他生命的意义、死的意义,却永远教育与激励着所有继起的以至一切善良的中国人;他崇高的理想、纯净的灵魂、牺牲奋斗的精神,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党性净化、对照学习的榜样。
一、矢志于爱国救国的崇高理想,是李大钊的人生意义
李大钊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振兴中华。1907年,他因“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决然考入北洋法政学校,并放弃已获得的“理财致个人之富”的发展机会。
1913年法校毕业后,李大钊又决然放弃走仕途,赴日本继续寻找救国之良策。他的目的,如他的同窗好友郁嶷所说,是为了“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归而造德蚩蚩”。郁嶷不能不无比敬佩而赞叹,他“其志远而识阔”。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出国留学的人在当时亦可谓多矣,但是,具有像李大钊这样人生抱负与理想的人,实少见。“研考民生凋敝之原”,进行科学的阐述并指明解决的途径和方法,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学术门径。立足于对中国的“民生凋敝之原”考察的科学认识之上,下决心“抑强横扶羸弱”而“造德蚩蚩”,这正属于社会主义的人生取向。所谓“造德蚩蚩”,也就是为中国绝大多数处于贫弱地位的劳动人民谋解放,谋利益。李大钊先生循此继进,终于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中国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与陈独秀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并树立起在中国彻底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
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李大钊立志站在被压迫的贫弱的劳苦大众一边。让被压迫者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其艰险可想而知。也正因为如此,李大钊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进分子的光荣本色。而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坦然地向他即将告别的深爱的民族和人民,说出了自己人生的选择:“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人生所应追求的目的和出发点究竟是什么?是为公还是为私?是为国、为民、为最大多数人用心思、谋利益,还是仅为个人、为家庭、为少数人的狭隘集团用心思、谋利益?这是一个人是崇高还是平庸的根本分水岭。毛泽东同志曾反复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是第一位的问题,属于党的根本宗旨问题。作为共产党员,只有正确看待这个人生观的根本出发点问题,才能正确对待其他种种诸如权力观、政绩观、荣辱观等问题,才能从一开始、从起点上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我们党在组织发展中,对于申请者入党动机的严格考察,也就是为了从起点上就注意解决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有的人入党、当干部,不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要矢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而是认为入党、当干部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把入党、当干部作为个人或家庭亲属获取利益的政治资本。”他强调:“发展新党员,必须认真分析入党动机,严格掌握标准和程序,确保质量,切忌‘带病入党’。”党中央进一步“突出强调在新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大决策,使我们更加体会到我们党事业的先驱者光辉典范的重要意义。
二、永葆纯净灵魂,确保崇高的理想信念永不变色
李大钊不但从少年时代起就确立了崇高的人生理想,而且不断地淬砺与纯净自己的灵魂,使两者融为一体,使崇高的理想信念永不变色,永不蒙尘。
李大钊与崇高理想相一致的灵魂纯化、净化、圣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深刻,很难尽述,这里仅能略谈几方面。
1.忧患国家民族命运的纯净灵魂
李大钊的纯净灵魂,首先表现为对国家、民族、人民的不幸命运、艰难险境的深沉忧患。正是因为对国家、对民族、对党、对人民具有无比深沉的大爱,才能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为党、为国、为民忧其忧,并且激发自励,唤起匹夫有责的奋斗意志与责任心。
在进入北洋法政学校的第二年即1908年,李大钊在《登楼杂感》诗中,就最早突出地反映其崇高情感与灵魂。其中,“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的诗句,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这位作者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愤之心与挚爱之情。正是因为这种强烈情感,他才有“青鬓无端欲白头”,“湖山对我不胜愁”,“泪洒西风独倚楼”这样的血泪心声。
1912年6月,李大钊又写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一篇文章《隐忧篇》。他本来期望国家能从此“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但是,却竟“百制抢攘”,使国家陷于“飘摇”,如敝舟在“惶恐滩中”。他一口气提出六大隐忧,这就是“边患一也”、“兵忧二也”、“财困三也”、“食艰四也”、“业敝五也”、“才难六也”。这六种“隐忧潜伏”,如果“不早为之所”,“悬测逆睹”,还将有更大之患之忧,主要者,就是“党私”、“省私”和“匪氛”。李大钊“怅望前途,不寒而栗”。李大钊正是带着这种忧愤与心灵之痛,立志要寻找解救之策,来拯救他挚爱的祖国和人民。
在李大钊为国隐忧中,政党之忧与武人专横之忧,占据最突出的地位。李大钊认为,现代国家的命运必须有赖于理想的现代政党作为国家的“中心势力”,才能“而后收统一之效,促进化之机”。但是,中国当时正是缺少这样的中心势力,才使国家“如散沙之难合,乱丝之难理”。对于历史上出现的政党,无论是革命的激进派、缓进的改良派和利用两派的中间派,都在党德党风上腐败挥霍,蝇营狗苟,令全国人民失望。他们既根本上脱离民众,也不代表民众,只不过把政党作为争权攘利的工具。李大钊先是对这种现象感到“大哀”,继而又明确呼吁在中国创造新的中心势力,直至奋然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对于中华文化和社会道德人心危机之忧,更是在深层次上反映出这位伟人炽烈的爱国情怀。
1914年8月,李大钊在《风俗》一文中大声疾呼,“哀莫大于心死,痛莫深于亡群”。人们往往只知道亡国之痛,但却不知道亡心、亡道德、亡文化之更危险,更痛。所谓亡心、亡群、亡道德、亡文化,就是整个人心只是“向势利”,而不是“向道义”。一个社会如果社会风气与人心,都是“向势利”,而不是“向道义”,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整个价值崩溃,发生整体道德人心危机。李大钊认为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由于政治上的腐败造成的,是掌握权力中枢的人失政造成的。李大钊尽管当时感到断难从根本上得以挽救,但他还是决意不放弃尽匹夫之力。他说:“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己。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昌学之责,匹夫而已。国一日未亡,责一日未却,我尽我责,以求亡国之后,无憾而已。”李大钊坚信,通过昌学,仍能在社会的底层与民间,培养出新生的希望。
新生的国家,本来使李大钊抱有希望,但政坛腐败,使李大钊倍感忧心。李大钊认为,腐败案件和传统、法律、风气等诸多因素都有联系,不是孤立的个案。一是由于专制政治传统的官本位流毒,使“势位之足以保障罪恶”。对于位高权重的人,即使贪赃枉法,老百姓亦“莫可谁何”!二是“法律失其权威”,不能违法必究。三是“奢侈之风盛行”。“书生得志,一跃而置身荣显,辄如乞儿暴富,极欲穷奢”。这样,“无以弥偿”,就势必受贿寻租。李大钊号召人人都要“引以为戒”,共同努力革新,以清除社会污秽与罪恶。抵制腐败的良法之一,就是提倡有“光明磊落之人格”,过“真实简朴之生活”。俭以养廉,艰苦素朴可以御防腐败,李大钊都想到了。
2.高度尊崇崇高人物与史迹的纯净灵魂
高度尊崇先进人物,也最能表现出李大钊特有的纯净灵魂。
在李大钊的文字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学习、景仰与赞扬古今中外的革命者、仁人志士与杰出人物,粗略估计有上百个。其中,最为敬仰的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革命伟人孙中山等。李大钊还极其重视代表革命传统的历史事件与节日,如中国的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滦州起义、工人运动“二七”惨案;外国的巴黎公社、俄国的十月革命等,对此,他都撰写了撼人灵魂的纪念文字。
李大钊对于上述历史人物与历史节日的崇敬与纪念,最能反映他与这些人物的精神相通。他在以极其深挚之情颂扬他们的思想、情操与历史功绩的同时,也不断地见贤思齐地升华与净化自己的灵魂。李大钊之所以崇高,正是由于他自己首先极端崇尚崇高、学习崇高。一个人如何对待崇高的人物与事件,正是一个人的灵魂与品格最真实的体现。
3.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纯净灵魂
李大钊在确立崇高奋斗理想的过程中,通过充分地研究吸收并创造性地运用中西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确立了一整套具有高度崇高意义、革命意义和科学意义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其中,突出回答个人与宇宙本体之间、与国族群之间、义利之间、主客观之间、真理与谬误之间、生死之间等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与人生问题。他的《青春》、《真理》、《真理之权威》、《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就是他崇高人生的根本理论基石。但是这种理论基石,在人的实践过程中,是要不断经受社会历史检验的,是要对于真理与谬误的结果时时作出心知反应的,这才是检验人的灵魂的试金石。因为,理论体系的建构与阐释,终究还不等于人的实践过程中的具体真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道理,说和写肯定并不难,但是,要真正落实到行动上,谈何容易!但是,李大钊却完全做到了。
李大钊决非生而崇高,而是逐步攀登,走向崇高。而走向崇高的过程,就是不断排除、抵制、克服非崇高、反崇高、非实境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经忏悔、反省、扬弃与自我更新、求得主客观一致的过程。他最先提出的“与时俱进”地求索革命与人生之路的口号,其真实的涵义与实现的条件,也就是在此。
李大钊由于主客观条件所限等原因,对于当时中国的各派政治势力以及救国之道的种种看法,都曾有过偏差,其中,突出的就是与梁启超立宪派的关系。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他毫不迟疑、毫不含混地一次一次地对立宪派的政治思想与路线策略进行最尖锐的批评。1915年11月《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对梁拥袁方针的批评,就公开发表在梁启超所办的党刊上;第二篇1916年9月的《别泪》,又发表在也是属于梁派系的《晨钟》报上;第三篇1917年8月的《辟伪调和》,发表在倾向民党的《太平洋》杂志上。后两篇,主要是批判梁启超、汤化龙的拥段方针与走上毁法乱国的政治末路。
李大钊由与梁启超、汤化龙等立宪派“过从颇稔”,到一步步对他们批评以图挽救,直到最后公开彻底决裂,这对他不仅是思想理念上的重大调整,更是灵魂深处的重大革命。
4.面对生死考验下的纯净灵魂
85年前的北京,腥风血雨,中国共产党人最卓越的领袖正面临生死的最后考验。奉直军阀占领北京后,李大钊本来就已陷于最险之地,不得已的转移,当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战略选择。但是,李大钊执意不走,他要坚守与坚持。应该说,这一决策本身就意味着他已经随时准备接受生死考验了。
在被捕以后,李大钊奋笔书写自己追求崇高理想的壮丽生平,并称此时自己“惟有直言”,而决无其他任何罪感悔意。这时,他想到的早不是自己,而是,要为别人着想,为革命着想。他决然要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而把死亡仅留给自己。
李大钊说,自己如果因为“直言”坚持自己的崇高理想,“而重获罪戾,则钊当实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在生死关头,李大钊毫不犹豫地来殉自己信奉的主义与理想。
李大钊的一生,是崇高伟大的一生。我们党向来高度重视这位伟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向来高度重视继承和发扬这位伟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面对新形势下,我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党中央再次提出保持党的纯洁性问题。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信仰纯洁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纯洁。让李大钊的崇高理想,在党的纯洁性建设中永放光辉。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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