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资治通鉴》，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的皇帝总爱与过往的皇帝相比。这一比，却比出了皇帝和下属道德品质的高下。
    晋武帝司马炎灭掉东吴之后，便放纵起来，奢侈浪费，为所欲为。有一次，司马炎得意地问下属司隶校尉刘毅：“我可以和汉朝哪一个帝王相比？”刘毅不假思索，脱口说道：“陛下，您跟汉桓帝或汉灵帝差不多。”司马炎说：“这怎么可能？他们是什么，我又是什么！”刘毅说：“皇上您别急。您听我说，当年汉桓帝、汉灵帝卖官得来的钱大都进了国库，可您卖官得来的银子都装进了个人腰包。从这个角度说，您还不如汉桓帝、汉灵帝呢！”这刘毅真是“吃了豹子胆”，竟敢直言皇帝的不是。然而，也许司马炎这一天心情不错，听了既不恼，也没发火。他想了想，点头说：“噢，这倒也不假。”接着，他又感慨地说：“不过，汉桓帝、汉灵帝那时可听不到这样的话，朕现在能听到你这样讲真话，比汉桓帝、汉灵帝他们要强得多了。”
    其实，司马炎说得不全对。当年汉桓帝也听到过此类真话——汉桓帝曾问侍从他的爰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这爰延也是个不会拍马屁的主。他想了想，说：“在汉朝的帝王中，陛下也就属于中等。原因是您跟着好人能学好人，可一旦身边是些坏人时，您就学不到什么好东西了。一句话，您主见不多，本事一般。您想想看，尚书令陈蕃辅佐您时，您将国家治理得很好；可宦官干预政事时，国家的治理又乱了。我以为，您要想做个有作为的君主，就要少跟那些小人掺和，多与忠贞之士交往，这样江山才能坐稳坐牢。”汉桓帝听了，似有所悟，点头称是。
    晋武帝的比和汉桓帝的问，或许都有炫耀的成分，本想听些歌功颂德的话，岂料遇到的都不是马屁精。而在那时，像刘毅、爰延这样面对自己的君主敢于有一说一、不虚与委蛇的人，并不多见。通常是不等皇帝开口，下属的“献颂”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也有不一样的皇帝。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国君石勒，出身贫寒，一字不识，还曾当过奴隶，是一个从奴隶到皇帝的人。有一次，石勒问下属中书令徐光：“朕可以跟古代哪个等级的君主相比？”徐光张口即说：“陛下，您的神武谋略都超过了汉高祖，后世也没有谁能和您相比。”你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既空前又绝后，如此吹嘘的话都说出来了。按说，对此类马屁精的话，哪个皇帝听罢不心里美滋滋的。可是，石勒虽然没读过书，却洞悉世事、懂得世理，对徐光的吹捧并不领情。他嘿嘿一笑，清醒地说：“你言过其实了，我要是遇上汉高祖的话，只能俯首称臣。”
    由此看来，面对阿谀奉承，我们领导干部应该像石勒那般清醒，这样才能赢得下属的敬佩。作为下属，也应该像刘毅、爰延那样，对领导干部多些直言敢谏。 （赵宽宏）

    连续七次弹劾酷吏王逵 
    包拯疾恶如仇，最恨的就是贪官酷吏。庆历年间，当任荆湖南路（“路”是介于中央朝廷与各州之间的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省”）转运使的王逵，违法向辖区老百姓征调几十年的劳役，并且将劳役折合成现钱，命令老百姓交纳。这分明是借征调劳役之名，行横征暴敛之实。荆湖南路下属的潭州（今湖南长沙）七百余户人家为了交纳苛捐杂税，变卖家产，甚至卖儿卖女。荆湖南路下属的其他各州，也都像潭州这样，老百姓在沉重的税赋重压之下倾家荡产，含冤屈死和流离失所的人不计其数。通过使用违法手段，王逵搜刮民财三十万缗，然后以超额完成税收的名目上交朝廷，以求引起朝廷的重视，为升官晋爵创造条件。一些正直的官员向朝廷告发王逵的违法行为，宋仁宗下令将王逵降职为池州知州。
    王逵在知州任上没待多长时间，又被提拔为江西转运使。王逵到了江西之后，依旧实施严刑酷法，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迫害下属官员，江西的官吏和老百姓有冤无处告。为此包拯第一次上书弹劾王逵，要求朝廷处分他。朝廷下达的处理决定是：王逵一案交给江西提刑司办理。得知这样的结果后，包拯第二次上书弹劾王逵。包拯说：江西提刑司与江西转运使司是同一地区的两个关联官署，将转运使王逵交由提刑司处理，难道没有徇私之弊吗？恐怕江西提刑司未必能够按照朝廷的指示来办理此案。这次，朝廷未对包拯的上书给予回应。
    当时江西提刑司提点刑狱官李道宁调任泸州知州，新任命的提点刑狱官高良夫还未到任，由江西转运使王逵兼管江西提刑司事务。于是王逵就利用职权，进行残酷的报复。他怀疑前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卞咸到京城揭发了他的残虐行径，就制造冤狱，逮捕了卞咸，被牵连抓起来的平民有数百人之多。京城和地方的人们，对此无不义愤填膺。包拯通过调查了解获取实情，第三次上书弹劾王逵，要求朝廷追究其违法行为。在包拯的一再追查之下，朝廷将王逵降职为徐州知州。
    王逵与当时的执政大臣有旧交，朝里有人好做官，没过多久又被提拔为淮南转运使。对此包拯异常气愤，连续四次上书弹劾王逵，包拯认为：王逵残暴成性，难以改正，赃滥不法，俱有实状，坚决不能把老百姓和官员交给这样的人管辖，任其肆意残害。同时，包拯还对执政大臣提出了批评：执政大臣本应当为国家推举有才能和品质优秀的官员，斥退残暴不法的官员，然而却不顾舆论，顽固地任用酷吏，这样做对王逵来说是幸运的，对一方百姓和官员则是不幸的。
    因为包拯前后七次上书要求惩处王逵，言辞激烈且有真凭实据，以致舆论汹汹，朝野深为震动。最后，仁宗无可奈何，迫于舆论压力，只好罢免王逵的转运使职务，诏令予以依法惩治。（任德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