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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廉政文化研究的源与续

编辑:蒋伟 发表时间:2016-10-18 10:31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于成龙,字北溟,山西永宁(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于成龙“清廉俭朴、宽严慎刑、勤政爱民”,因政绩卓著,曾三次被举为“卓异”,深得百姓爱戴,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 
    近年来,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挖掘整理于成龙为官时期的勤廉事迹,将他出仕前读书6载的著名人文景观安国寺建设申报为山西省廉政教育基地,在运用历史遗产服务文化建设方面作了有益探索。
    1、“为官清廉”成就于成龙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于成龙于明崇祯年间考取副榜贡生,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被朝廷任命为广西罗城知县,时年45岁。 
    罗城当时被认为是边远烟瘴之地,很少有人愿意到这里来做官。罗城经过20多年战乱,既无城郭,也没有像样的官廨。此地民情复杂,有些老百姓因为无法生活,或逃亡,或干脆铤而走险沦为盗贼。同时,瑶族人与汉族人之间由于历史原因,互相仇杀,社会秩序混乱。 
    有朋友曾劝他不要去,做个清闲的官岂不更好?而于成龙依然从容赴任,给朋友的回答只是简单的“古人义不辞难”,清脆而苍劲。 
    于成龙到任罗城后并不以艰难为苦,深感自己责任重大。经过实地走访了解情况,他迅速提出两项措施:张榜告示招抚流亡,积极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奏请“宽徭役、疏鹾引”,设法复苏农村经济。经过奖勤罚惰,数年后,罗城面貌大为改观,百姓生活日渐丰盈。然而,于成龙自己的生活却始终清苦,甚至离任时连盘缠都凑不齐。据县志记载“罗人怜公,间敛金钱跪进,云:‘知阿爷苦,聊供盐米资’”,他都婉拒。他的亲人来罗城看他,老百姓知晓他没有几个钱,亲人千山万水来一次不容易,又送钱来。于成龙依然拒绝。后来,于成龙因举为卓异而迁四川合州知州,罗人“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 
    于成龙还曾任黄州府同知镇守岐亭。岐亭是鱼米之乡,物产丰饶。然而,于成龙依然生活清苦,闲钱多用来接济乡邻,三餐常以豆腐为食,很少沾荤腥。于成龙后任武昌知府,一次,儿子看望他后将要还乡,于成龙为人之父又是大官,竟然没有像样的东西给儿子,只看到厨房里有只腌鸭,便割了一半给儿子带上。老百姓于是编了民谣:“于公豆腐量太狭,长公临行割半鸭。” 
    于成龙不但自己清正廉明,而且严管下属,铁腕治贪。在黄州上任伊始,他便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当时贿赂公行、请客送礼甚嚣尘上的风气,他发出《严禁馈送檄》,利用中秋节,从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青县知县赵履谦不顾灾民,敲诈贪墨。于成龙立即把他免官问罪。 
    康熙二十年,于成龙从“牧民之官”升为“治官之官”。在直隶巡抚与两江总督任内,他把整顿吏治放在首位。他说:“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按清朝规定,总督出门可乘8人抬的大轿,可有仪仗护卫等随从26至34人。但于成龙平时只雇骡车一辆,察访时也只有小儿子跟随,父子二人各带制钱若干枚,沿途投宿旅店,不住官家公馆驿站,很少烦扰各地州县为之张罗交通、食宿等事宜。有一次于成龙到江宁察访,地方文武官员城外迎候,直到日暮不见总督到来。正在众人惊疑之时,巡卒来报总督大人早已单骑进府,众人根本没有想到刚才单骑进城的竟然是总督大人。 
    在直隶巡抚与两江总督任内,于成龙拒绝为其装饰邸宅,拒受馈赠,谢绝宴请。他根据实践经验,制定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示亲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员的行为准则。由于他极力反奢倡俭,使“官吏望风改操”,金陵士大夫家尽换布衣不穿丝绸,婚嫁不再用音乐,有的官员减舆从、毁丹垩,豪强猾吏率家远避,世风大为改观。 
    官至富甲天下的两江总督,于成龙仍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于青菜”。
    2、“勤政善政”成就于成龙的历史价值
    于成龙一生忠于国家、勤勉辛劳、崇尚实干。他能从地方实际出发,创新治理政策和办法,维护大局稳定,创造了卓著政绩,深受朝廷器重,深得百姓爱戴。
    于成龙到罗城时,满目榛莽,残垣断壁,盗贼横行,百姓逃亡。全城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为三间茅草破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编荆为门,垒土为桌。罗城地处万山之中,盛发瘴疠,瑶僮狂悍。同来的五名仆从,或中瘴气而死,或因艰苦而逃。他却以顽强的毅力,扶病理政。
    于成龙采用“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城乡建立保甲制度,“严禁盗贼”。稍有安定后,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他冒着“未奉令而专征”的政治风险,在全县搞乡村联防,组织乡民练兵讨伐为害城乡的“柳城西乡贼”。与此同时,他积极招募流民,恢复生产,奖勤劝懒。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办养济院、筑城墙。他刚柔并济,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一系列政策推行后,老百姓生产积极性逐渐恢复。
    于成龙勤政善政,敢于革新除弊。他时常轻车简从,穿梭田间,问询疾苦,察吏安民。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很快颁布《兴利除弊约》,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将积弊尽行痛革。
于成龙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存有异议,选拔人才反对论资排辈,对他认为是廉洁有为的人才,屡次上疏直荐。
    后来,于成龙总督江南,政务更加繁忙。他仍以古稀之躯,勤勉执事,不敢稍事宽假。他事必躬亲,“治事尝至达旦”。总督衙门“重门洞开”,汇报事情的官吏可以直接走到他的卧室,“状如乡里学博”。有人劝其注意休息,他说:“我非不知食少事繁,养生所忌。吾虽尽瘁,于国家所得,不已多乎!”
    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于成龙还组织编写了《畿辅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对整理和保存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料作出了重要贡献。
    诚然,于成龙“廉吏第一”的称号无论从其坚持的道义和操守,还是从封建统治者对其进行宣传的目的讲,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于成龙勤政善政以及其所起到的示范作用无疑有其积极的历史价值。

 


    3、“古为今用”续写廉政文化时代华章
    近年来,离石区充分挖掘于成龙廉政文化资源,把弘扬历史优秀廉政文化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素质有机结合,把挖掘廉政文化内涵和旅游市场开发结合起来,建设“安国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着力将其建设成可看、可感、可闻的廉政教育景点。
    于成龙在出仕前曾在安国寺读书6载,对其日后勤廉从政产生了重要影响。2007年,离石区政府在之前小说《清官于成龙》、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京剧《廉吏于成龙》取得较大社会反响基础上,将“安国寺于成龙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列为重点工程项目立项建设,注重拓展其廉政教育形式和内容,努力增强其廉政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基地在读书楼的建设上,以于成龙读书6载谈经论道、酬和对诗为主,突出“布衣读书”志存高远的主题;在祠堂建设上,侧重“廉政与勤政”主题,以于成龙为官的地域为主线,突出其关心民众、廉政勤政的感人事迹与人格魅力,培养党员干部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工作理念。目前,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同时,区纪委也专门成立于成龙廉政文化基地研究科室,对与之相关的廉政文化进一步加强研究。
    文化基地建设必须体现民族性、科学性和时代性。廉政文化基地属于物质文化,是共产党人对象化了的劳动,是马克思所说的“第二自然”。廉政建设的精神内核,最终体现的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情感系统和思维方式,体现与我们的制度相关联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离石区纪委在安国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开展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注重把握廉政文化建设中实物、思想和人物三大基本要素,从培育党员干部正确的廉政认识和法制意识入手,重点突出廉政教育的“时代”主题。
    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帮助党员干部提高廉政意识。在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该区始终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成龙进行历史辩证地研究和评价,不把当前思想强加给历史人物,或肤浅地作历史类比。古代历史人物的廉政,多是清廉自守,其思想认识受其所处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唯共产党人的廉洁从政,是以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官员所谓的廉政有本质的区别。在安国寺于成龙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建设中,该区不仅仅以于成龙一人之史实,更多地侧重于以廉洁从政的共产党人为主、历史人物为辅的理念,对基地教育功能整体把握,更加突出当代共产党人的廉政典范对于时代的教育意义,把主要“功课”做在引导党员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清官”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内涵,帮助其真正认识廉政思想的时代精神。
    廉政教育,重在廉政的法制教育。古代历史人物的廉政故事,“法”的观念显得较薄弱,多从情感与良心上讲起。当前提倡的廉政文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基础上的廉政文化。在基地建设过程中,该区注重强调树立党员干部法的观念、意识及守法的自觉性,在基础布展和宣传上主动贴合当前宣传侧重点,增加《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以及党中央发布的“八项规定”等内容,以党员干部易于接受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在突出新时代廉政建设的法制意识上下功夫。(成志斌 王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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