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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革命家怎样反“四风”

编辑:蒋伟 发表时间:2016-10-18 10:31 来源:解放日报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是党内脱离群众现象的集中表现。清除“四风”,才能清风拂面。如何反“四风”?不妨对照老一辈革命家的作为,照照镜子,正正衣冠。

  反对形式主义

  那碗形式主义的红烧肉,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兴奋和喜悦

  毛泽东一生最愿意和农民打交道,对形式主义做派深恶痛绝。但每次出巡,有关部门为了安全,都会通知沿途各单位严格检查、精心布置、重兵保卫、便衣警戒。

  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乘坐的火车驶入山东境内,望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他突然通知停车,说道:“我要到老乡家吃一碗红烧肉。”

  吃红烧肉是借口,毛泽东突然下车,就是要到就近的老乡家去调研。但谁知,当毛泽东走近附近的村庄时,家家户户早已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农舍主人们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出来请毛泽东到家里去做客,然后端出香喷喷的红烧肉请毛泽东品尝。

  这碗形式主义的红烧肉,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兴奋和喜悦。无疑,毛泽东这次突然停车走访,是对有关部门的一次突击考试。

  早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就在延安干部会上针对形式主义作了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他用一副对联来替形式主义者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幅画像形象生动,讽刺意蕴一针见血。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时也痛斥了形式主义,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

  他同时强调:“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他还现身说法:“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反对官僚主义

  为掌握真实情况,刘少奇不让大家称呼他“主席”,只能管他叫“队长”

  1960年前后,中国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回到湖南农村调查了44天,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坚定了他调整农村政策的决心。

  刘少奇原保健医生许佩珉回忆起了1961年陪同刘少奇回湖南调查的情况:“当时,少奇同志的肩周炎发作得比较厉害,但我们不敢阻止他,因为知道他有重要任务。那时,长沙天气很冷,又潮湿。4月2日,我们到了王家湾生产队,当时的湖南省委副书记当调查队正队长,刘少奇担任副队长。少奇同志规定大家不能称呼他‘主席’,‘首长’也不行,只能称呼他为‘队长’。这样,老百姓不知道他是谁,才敢跟他说实话。”

  “到王家湾的时候雨很大,路不好走,少奇同志就穿雨鞋从车子上走下来。他看到了一个人民公社‘万头养猪场’的牌子,可是,走进去后发现里面只有两头皮包骨的猪,很瘦,毛很长,场里连饲养员都没有,房子都是空的。少奇同志一想这肯定有原因,就不往前走了,在这个地方住下来调查,一住就住了六天六夜。”

  1961年4月7日至21日,邓小平和彭真组织五个调查组,到北京郊区的顺义、怀柔等地农村进行调查。他们走访了十几个社队,以蹲点、座谈、访问等形式,详细了解农村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情况。

  邓小平在顺义多次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的看法。面对多数人都不敢说真话的情况,邓小平严肃地说:“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在调查期间,邓小平还考察了城镇集市和庙会。看到农贸市场萧条,供应紧张,大批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消失,严重影响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后,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对随行的县委及公社负责同志说,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政策问题,是流通渠道问题,过去有人关心的事,而现在没人关心了、自流了。他要求大家用经济办法,而不是用政治办法,把生产发展起来,把各种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恢复起来。他还特别指出,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要养猪,很重要。既能满足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又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邓小平、彭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反对享乐主义

  周恩来严格执行“十条家规”;邓小平游泳不准清场

  周恩来抵制享乐主义,严格执行不成文的十条家规:一是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出差顺路去看看;二是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是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他来代付伙食费;四是家属看戏要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是不许请客送礼;六是不许动用公家车子;七是凡个人生活中,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八是生活要艰苦朴素;九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是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经常乘坐公交车出行。1954年冬天,一辆公共汽车开到北京图书馆站,乘客纷纷上车。正是下班的时候,车上比较拥挤,忽然有一位乘客认出周总理也在车上,激动地叫起来,坐着的人纷纷站起来,给周总理让座。周总理让大家坐下,自己还是站着。乘客们感动地说:“总理的工作这么忙,还来和我们一起坐公共汽车,我们过意不去啊!”周总理说:“我也应该和大家一样,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这天晚上,周恩来下了公共汽车,又改乘电车,在北京市绕了半个圈,随即指示有关部门,研究解决交通拥挤的问题。

  邓小平也始终注意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搞特殊化。他的警卫秘书张宝忠曾回忆:

  “首长第三次复出后,开始的时候,中央规定要另外给他配两部车子。首长一看两部车子,就问:这是干什么?我们说这是警卫车。他说:搞这么多车干什么?这脱离群众。我赶快将首长的意见报告给了有关部门的领导。最后大家争不过他,只好说,在北京的时候,后边只跟一辆随车。每次我们出去的时候,首长都要说:不许在马路上禁止交通。所以,我们每次从住地外出时,只是拦一拦向南行驶的车辆,向北行驶的车辆该怎么走还怎么走,丝毫不受影响。”

  邓小平喜欢游泳,但有一点他交代得很明确,那就是不能因为他去游泳而赶走群众。1979年7月26日,邓小平到山东青岛视察工作,其间他去第二海水浴场游泳,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李子超万般无奈,便从青岛市公安局挑选了一些政治可靠、水性又好的警察换上便衣在浴场游泳。

  邓小平到了后,见有人游泳,很高兴。可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察觉出了什么,就问李子超:“那些游泳的都是群众?”李子超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只好含含糊糊地说:“都是些可靠的人。”邓小平从其表情和语气中已判断出了缘由,他看了李子超一眼,满脸的不高兴。

  反对奢靡之风

  朱德拒吃请,“这次燕窝的钱我付。下次再弄来,我可就罢吃了”

  1957年,朱德视察昆明。省委领导考虑到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让宾馆工作人员把伙食搞好一点。但是,朱德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要求十分严格,再三提出不能超出他的伙食标准,希望把饭菜做得清淡一点。

  朱德在宾馆住了一段时间。省委在检查接待工作时,发现他每天的伙食费用大大低于规定标准,生怕影响他的健康,就批评了接待人员,吩咐做一些燕窝、银耳和胶质重的食物给他吃。

  接待人员根据省委的意见,做了个“燕窝煮鸽蛋”。一端上桌子,朱德就有些不太高兴,立刻把接待人员叫去,十分委婉地批评说:“你们每天对我照顾得很好,晚饭也很可口,不要再搞这些昂贵的东西给我吃了。要看到普通工农群众的生活还很苦。”

  工作人员非常不安地解释说:“省委领导怕不能保证您的营养,影响您的身体健康。”

  他非常严肃认真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需要那些高级食品。这次燕窝的钱我付。下次再弄来,我可就罢吃了!”

  当时,由于省委领导再三强调要保证老人家的营养,过了几天,工作人员又做了一次燕窝,硬着头皮给朱德送去了。这下,他真的生气了,一口也不吃,还让康克清专程去商店调查了燕窝的价格。后来,很严厉地批评了接待人员。

  打那以后,工作人员经常给朱德同志做些青蚕豆焖饭、炒香椿、豌豆尖等地方风味的家常便饭,他十分满意,每次都说那句寓意深长的话:“还是粗茶淡饭最相宜!”(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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