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主页 加入收藏

培养党的干部的红色摇篮——中央党校

编辑:彭超雄 发表时间:2016-10-18 10:31 来源:学习时报

培养党的干部的红色摇篮——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创办暨建校日史考

      

    对中央党校创建过程的历史考证和建校时间的确定,是党校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几代党校人的期盼。在校史展筹备进程中,这个问题被再次提上日程。在对大量文献史料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校委经过审慎的讨论,建议将1933年3月13日(即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学之日)作为中央党校的建校日,并于2011年3月21日正式报请中央审定。2011年5月22日,中央批复“同意将1933年3月13日确定为中央党校建校日,将3月13日作为校庆日。”
    在隆重纪念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之际,对中央党校创建过程进行一番历史回顾,更具重要意义。
 
    中央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创办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党中央多次作出创办党校的决议、决定。1924年中共第三届中央执委扩大会议首次提出“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1925年中共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提出开办两种形式的党校,即“各地委之下的普通党校”和“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1927年陈独秀在中共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央准备办党校的意见。五大决定,在中央机构中设立党校委员会。此后,中央常务会议多次研究筹办中央党校的工作。由于当时局势急剧恶化,中央党校未能如期举办。但是,中共五大关于创办中央党校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3年1月,上海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逐步转移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并与苏区中央局会合后改称“中共中央局”。这时的瑞金已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
    为适应革命与战争的需要,在中央苏区集中党团政府工会的力量,筹备创办一所大规模的苏维埃党校。根据苏区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第51期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于1933年1月31日召开第31次常会“议决与中共中央局及全总执行局合办苏维埃党校,并通知各地选送苏维埃班的学生。”
    193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日。2月17日,《中央关于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的决议》中决定:“委托中央宣委考虑党内教育系统与概况,且拟成加强党内教育工作的具体建议,在中央常委会讨论。”
    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苏维埃党校定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3月12日,《红色中华》报报道了苏维埃党校将要开学的消息,标题为“纪念科学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三月十三日开学”。报道中说:“今年是马克思逝世的五十周年,中央局为了纪念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鼻祖,广泛的有系统的来传播马克思所创造的共产主义,故集中了党团政府工会的力量,创办一个大规模的苏维埃党校,大批训练新的工农干部,以适应目前革命与战争的需要,彻底改造和加强党团政府工会的工作,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现在这一党校经过长期的准备,就要在三月十三日开学了。”
    1933年3月13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瑞金叶坪洋溪村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3月15日,《红色中华》报再次报道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学时的消息:“正当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学了。十三日下午一时全体学生暨各机关代表均到达该校,齐集礼堂,举行极庄严的开学典礼。少共中央局,中央政府与全总执行局代表均有重要演说,勉励学生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后由校长训词,学生答词后,即宣布散会。”“晚上举行晚会,工农剧社表演歌舞,活报,新剧等,节目均极精彩,博得观众的热烈鼓掌和喝彩声,直至十一时,始尽兴而散。”报道生动地反映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学时的盛况。
    马克思主义学校首任校长,多数学者认为是由中央局组织部长任弼时兼任(至1933年4月,调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后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接任,副校长杨尚昆,董必武任教务长(杨尚昆调走后接任副校长)。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为中共中央所办,有中央任命的校长及组织机构,有明确的教学任务及管理制度,有相对固定的办学场所,学员来源也是由当时全国各地组织选送。她的开学,标志着中共中央党校正式诞生。
    1934年曾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的李维汉认为:“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月14日)50周年,宣布成立‘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红色中华》报在当年的报道中,也把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称为“中央党校”。
    另据延安中央党校《钤记汇集》记载:从1937年到1943年5月,延安中央党校一直沿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印章长达6年之久,直至毛泽东兼任校长后才正式启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印章。目前发现的陕北期间中央党校的部分文件、图书上也盖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印章。这进一步证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就是中央党校,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恢复和延续。
 
    中央党校初创时的教学活动
    初创时期的中央党校,有较规范的班次和课程设置,设有一定的教学管理机构,教学活动丰富活跃,为中央党校后来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据《红色中华》报报道:“党校共分三班:(一)新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学额原定八十人,主要的是造就新苏区与白区的工作人员,学习时间定两月毕业;(二)四月的训练。分党、团、苏维埃、工会工作四班,每班五十人;(三)高级训练班,以六月为限,学额四十人。由各省委,省苏及省工会派送。”
    “党校科目,各班不同,主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党的建设、苏维埃的建设,工人运动,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常识等等。”
    学校内设教务处、总务处等机构,校部建立了党总支、团总支;班内成立党、团支部。教务主任先后由董必武、罗明担任。党校还设有教材编审处,有七个工作人员,董必武兼负责人。曾编印《列宁问题》、《共产党宣言》、《论清党》、《政治常识讲义》等教材。
    在校史展筹备过程中,发现了一本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出版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央党校最早出版的教材。
    学校专职教员不多,主要由首长到校讲课。毛泽东曾讲授苏维埃运动史,任弼时、邓颖超讲授过中共党史,陈云讲工人运动史,顾作霖讲少共史,董必武讲西方运动史,徐特立担任地理课教学工作,朱德讲过军事课。周恩来、博古和李德也到校讲过课。
    1934年调成仿吾任党校专职教员。据成仿吾回忆,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曾搞了一个社会发展史图片展览,并把自己的书和其他同志的书收集起来,利用自己的办公室和寝室办了一个图书室。
    中央党校在初创阶段初步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如引导学员认真学习原著,理论联系实际,首长到校授课、作报告等。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常举办专题讲演等活动。《红色中华》报于中央党校开学不久,分别发表了两则有关党校学术讲演的《启示》:一是1933年3月15日“本校定于巴黎公社纪念日(三月十八日),举行第一次学术讲演。讲题:《巴黎公社》,讲演人:董必武同志”。二是1933年4月8日“党校第二次学术讲演。讲题: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现在与未来,讲员:洛浦同志,日期:四月九日上午九时,地点:洋溪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对于教学效果,学校还开展追踪反馈。1934年7月19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了一则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启示:
    “毕业同志们!你们出去,在各条战线上领导斗争,都没有与党校发生比较正常的关系,我们也无从知道你们的工作情况……出校后的工作有帮助的是什么?依照你们当时的学习和现在工作的经验,对党校的教育关于各科的内容、教材、教法和课内外学习方法等有什么意见?……你们在工作中,会遇到什么理论和实际问题,不能解决什么?你们现在以及今后如有问题,都可经常……”
    虽然部分原文字迹看不清楚,但可以看出这些教学追踪活动的实际内涵,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能这样做实为难得。
 
    在战争条件下艰苦办学,为革命培养大批干部
    在国民党军队多次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的战争形势下,中央党校坚持办学,校址随中央机关进行过三次迁移。其中最有纪念意义的校址是叶坪洋溪村旧址,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就在这里创办。1933年4月底,国民党加强了对叶坪的轰炸,党校被迫迁往沙洲坝竹堪下村的肖氏私祠。为了解决学校的教学场所,校部动员学员和群众,在祠屋的左后侧百余步远的空地上,增建了一所木结构的简易教室,外墙粉刷泥巴,稻草盖顶,270余名学生便聚集在里面学习。1934年7月,党校随中央机关迁往云石山田心村的侣玉公祠。云石山的党校旧址至今保存完好,仍有群众居住。
    中央党校在办学过程中边学习、边配合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多次举办捐款慰问红军、支援革命战争等活动,扩大了党校的社会影响。
    中央党校勤俭办学、艰苦创业,在战争形势下为苏区培养了大批人才和干部。经过在党校的学习,学员毕业后分赴前线或各自的工作岗位。
    据《瑞金革命文物志》记载:仅党校高级班学员就有来自红军团以上干部和地方少共主要领导干部。其中,青年组学员有肖锋、厥庭俊、王炳章、谭启龙等九人,年龄最小者十四岁,最大者十八岁;妇女组有李贞、邱会玉、沈秉烈、彭儒等八人;成年组有罗桂华、余立全、辛原林、王逸群等十八人。
    《瑞金革命文物志》还记载了党校学员毕业的情况:“1933年6月14日,党校新苏区班学员举行毕业典礼;8月13日,又举行第二批学员毕业典礼,毕业学员计一百五十余名;12月12日,又举行高级班学员毕业典礼,由罗明主持仪式。”
    在瑞金革命纪念馆发现的一件珍贵的文物,为1934年9月由校长罗迈和冯雪峰,于长征前为最后一期高级班学员谢访贤签发的毕业证。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撤离瑞金,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此时,中央党校的大部分学员已经毕业离校,党校人员向西突围至于都,编入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央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夜渡贡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x
打开微信,点击底部的“发现”,
使用“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