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两汉的征召与辟举
位于浙江桐庐县的严子陵钓台是东汉古迹之一。因东汉高士严光(字子陵)拒绝光武帝刘秀之召,
拒封“谏议大夫”之官位,来此地隐居垂钓而闻名古今。
两汉时期选用人才的制度,除察举外,还有征召、辟举、学校、郎选等,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征召和辟举。
征召
征召亦称征聘,是皇帝于诏举之外,指名某些社会名流,用征聘的方式召他们到朝廷做官。这些人大抵是隐身山林岩穴的处士,也有做过官而退居乡里的名人,因受到皇帝的特命征聘,故称为“征君”。征召时,朝廷一般用公车迎接,年老者则用特制的“安车蒲轮”(用蒲裹着木轮,使行途安稳不颠),又备有束帛、玄(一种高贵的黑色丝织物)作为征聘的礼物。征君所到之处,地方官吏修饰车道、住舍,亲临恭候招待。被征者较自由,如不应命,并不像后世那样以“大不敬”论罪。皇帝由于慕贤,也总是一次、再次地派使者去敦请。一般地说,征君都应召奉命,即使不想做官,也要到京都朝见皇帝后,再面求告退。
征召,始于汉武帝即位之初征聘枚乘和鲁申公。枚乘,淮阴人,是一个大辞赋家,当时年老在家。武帝早在做太子时,就听到他的名声,即位后,用“安车蒲轮”征召他赴京。鲁申公是鲁地著名的经学家,当时亦已年老。汉武帝也以安车蒲轮,又加上束帛和玉璧为礼,派使者以隆重的礼节征聘。此外,东平人夏侯胜,精通《尚书》,善于说礼,疏广明于《春秋》,也都先后为武帝征召为博士。到了东汉时期,征召之风更加盛行,著名的例子有光武帝征聘严光。
严光系光武帝旧日在太学时的同学。东汉建立之初,他隐居浙东富春,常身披羊皮袄在江中钓鱼。光武帝思慕故人,派使者图形访求。又用安车、玄为礼,前往征聘,使者往返三次,严光才应召到京。光武帝与旧友重逢,分外高兴,与他共床而睡,抵掌而谈,拜为谏议大夫。可是,严光不慕荣华富贵,却向光武帝告退回乡,仍躬耕于富春山,垂钓于严陵濑,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清逸生活。至今严光钓鱼台古迹犹存,史家称他为“独行”,传为千古美谈。
辟举
辟举,亦称辟召、辟除或辟署。它是中央和地方长官自行任用下属人员的一种制度。汉制规定:上自中央的三公九卿,下至地方的州牧、刺史、郡守、国相,都可以自己辟用士人作为僚属,被辟的对象,可以是乡豪、名士,也可以是布衣,小吏。被辟者一般都由长官颁发任用文书,称为辟书或辟命。西汉时规定,长官辟举百石小吏以上,都要呈报中央任免;东汉时,任用权下移,地方各级行政长官都可以直接辟用下属,毋须再报请中央的三公府和尚书台了。公府辟召之风,到了东汉时更加盛行。
两汉辟召的事例很多,中央的辟召如西汉时,大司马史高辟匡衡为议曹史,大司马车骑将军辟扬雄为门下史;东汉灵帝时,大将军窦武辟陈实为掾属,司徒桥玄、司空董卓先后辟蔡邕为僚属均为其例。
两汉时期无论是中央公府或地方郡国的辟召,所辟者大多是著名于乡里中的人物。一些士人,由于名声大,具有学识才干,中央或地方的辟书常不断而来。如前举岑晊,曾被辟为郡功曹,后“为州郡察举,三府交辟”,江夏黄琼,则“五府俱辟”。当然这些社会知名人士,为了养名,或者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很多不愿应辟。如东汉桓帝时,汝南周勰为大将军梁冀多次所辟,均辞不应命。所以在两汉时期,被辟者的确就是比较自由的。
汉代选用人才的途径是十分广阔的。有皇帝的特命(征召),有高级官员的考察推荐(察举),有中央和地方长官自用僚属(辟举),等等。大体说来,在汉武帝以前,可说是“吏道杂而多端”,甚至法令规定不得做官的商贾也由于管理财政经济的需要而选用,如桑弘羊、东郭咸阳之流皆是。自汉武帝以后,国家崇尚儒学,官员不论出自何途,读经、通经则成为人才的主要标准之一。随着选拔人才的制度化,通过考试录取优秀者的办法成为时势所趋。但是就两汉社会的整体来看,取士制度还没有完全中央集权化。多级机构长官都有权辟用人才,它与隋唐以后做官的人必由中央的吏部铨选、把用人之权收归中央的情况不同。(徐连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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