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为官清廉 生活节俭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忧一乐、一先一后,道出了他以天下为己任、以黎民百姓忧乐为己忧乐的“仁者”情怀。史载,范仲淹曾资助过许多贫困的文人或下属。他晚年时捐出自己的积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资助族人尤其是穷苦人家。
不仅如此,范仲淹的爱民行为还表现在他从政后,对庸官和贪渎者的疾恶如仇。比如,宋仁宗时期,官僚机构臃肿,州县官吏多有不称职者。范仲淹在推行吏治改革时,视各路官吏优劣,迁赏政绩卓著者,降黜贪渎和不称职者。当他“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姓名一笔勾去”时,枢密使富弼在其侧云:“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言语中,折射出范仲淹心怀天下、为民兴利除弊的风范。
范仲淹潜心为民,颇有政绩。他在邓州知州任满离去时,百姓沿途数里拦截使者,请求留任范仲淹。他在邠州、庆州任职时,颇得时人称颂。当地汉族、羌族百姓曾为他画像、立生祠,感念他;他去世时,“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与历史上的众多清官廉吏一样,范仲淹以清廉自持,不与世沉浮。据《宋史·范仲淹传》载,范仲淹为官清廉,生活节俭。即使他显贵之后,亦“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他在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时,要回苏州老家接母亲来广德,因积蓄不多,下属给他筹集了路费,但他不肯收下。他说:“我还有一匹马,你把它卖掉,就有回家的路费了。”此即为范仲淹“卖马接娘”的美谈。
范仲淹为官后,曾告诫子孙:“贫贱时,无以为生,还得供养父母,吾之夫人亲自添薪做饭。当今吾已为官,享受厚禄,但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结婚时,他听说儿媳将饰以锦罗帷幔,立即传训其子:“吾家素清俭,安能以罗绮为幔坏吾家法,若将帷幔带入家门,吾将当众焚之于庭。”于是,儿子和媳妇便清简成婚。
范仲淹与晏殊同为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出自晏殊门下,晏殊曾请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举荐范仲淹任秘阁校理。然而,范仲淹刚进朝廷,就做了一件让晏殊担惊受怕的事——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皇帝要在冬至节这天,率领百官为皇太后祝寿,并行跪拜之礼。此举悖逆皇帝事亲的仪规。然而,大臣们却面面相觑,无人敢言。对此,范仲淹上书,直言此举不当:“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
范仲淹此举,令晏殊深为不安。晏殊指责范仲淹出言无忌,近于沽名钓誉,并会累及他人。对此,范仲淹不以为然。他给晏殊写信坦陈自己的心迹:我一直相信圣人之书,师法古人行事,忠于朝廷,爱护黎民百姓。故对皇帝的过失,应“有犯无隐,有谏无讪”,即使是冒杀身之祸,也要敢言直谏。“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因“忠直不挠”上书,而被贬黜。
其实,晏殊也是一代名臣。《宋史·晏殊传》云:“殊性刚简,奉养清俭。”晏殊并不缺乏仁爱、清廉的品质,他对范仲淹亦十分钦佩,但他无法像范仲淹那样忠烈、刚正。
囿于官位得失,怕触犯权势,不敢秉持正义,这也是那个时代许多官员的通病。亦如欧阳修在《与高司谏书》中所说:“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而范仲淹等北宋名臣能开一代风气,正在于置个人名位安危于度外,秉持正义,敢与奸佞专权之辈作斗争。
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贵,不怕削职被贬,表现了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精神。他在朝时,曾因与宰相吕夷简、宦官阎文应等权奸作斗争,数次被朝廷贬黜。
对于范仲淹直言敢谏的精神,时人王得臣在《麈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仁宗朝有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外。文正(范仲淹)时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数夕环步于庭,以筹其事。家有藏书,预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纯佑等曰:‘我今上疏言斥君侧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既奏,神文嘉纳,为罢黜内侍。圣贤相遇,千载一时矣。”范仲淹明知上书进谏有危险,仍无所畏惧、知难而进,展现了一种秉持正义、正道直行的无畏勇气。(胡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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