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喜欢新鲜，是因为人的本性中有一种共同的意识，那就是好奇。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鲜”若是艳丽的花朵，那么“好奇”则是它的根茎。天真的好奇会使人对某一事物产生执著和兴趣，可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甚至将转化为对真理追求的孜孜不倦。如果人们肯定了人类的新鲜感，就应该加倍地保护好奇心理。当然这只是对那些渴望和追求知识的好奇心而言，至于某些庸俗低级无聊的猎奇心理则另当别论。

　　人们对各种事物追求新鲜感，实际上意味着人们对事物的发展、变革，乃至创新的期盼。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这种期盼几乎谁人都有，无时不有。可是人的思维又是矛盾着的。有时人们虽然客观上对某一种事物的变革和创新有着实际的需要，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主观上却还意识不到这种需要，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所排斥。

　　因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喜新则不得新，厌旧却久久与旧相伴。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日用品，我们的农具、我们的食品、我们的建筑造型，乃至我们的许多认识、理解、常识和行为规范等，有些确实已经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但是就为数很大一部分而言，几十年一贯制甚至几百年上千年还基本保持着老样子，几乎随处可见。还有礼教、规矩、风俗、信仰、习惯等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有些是民族之本之根，应该加以保持和发扬，可是不论世界上的哪一个民族，即使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在他的传统血脉里，总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总要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保留一些东西，抛弃一些东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为什么竟然有那么多的人背离人类新奇的天性，而死守着陈旧历书而不肯舍弃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且带有相当普遍性的误识，即是把“旧”与“老”和“陈”混为一谈了。英国的一位叫韦伯斯特的戏剧家就犯过这样的错误，他在《朝西去》这部作品中曾发出过如下疑问式的肯定：“难道不是陈的酒最醇厚，熟的苹果最可口？难道不是干的木头燃得最亮，用久的桌布洗得最白？老的战士、爱人，是最可靠的，老的恋人是最忠贞的。”他的话一般说并不错，只是把概念搞混淆了，用“老”的光芒掩盖了“旧”的黑暗，我们在一些领域里提“老字号”和“老牌子”，但是这与鼓吹“旧”和“不变”是两回事。老字号、老牌子并不等于产品老掉了牙也不变化。日本有多家老牌子家电企业，其产品却不断地更新换代，否则在竞争激烈的大市场里，“老牌子”则可能很快就“倒牌子”了。

　　说到底，许多违背人类天性的根源还在于观念这个东西。一种观念一旦形成，便很长寿，便对人们具有强大的统治力。我们常常在生活中看到这样的人物，他们的脚已经踏进21世纪，而头却仍留在20世纪的陈列馆里。英国的法学家兼东方学家赛尔登在他的《席间闲谈》中说：“詹姆斯王总爱穿他那双旧鞋，因为它们最合他的脚。”新鞋子难道就都不合他的脚吗？不是，这里有个“习惯势力”在作怪。观念常常是赖于“习惯”这剂补药而长寿的，过时的习惯一般总是陈旧观念的保护伞。

　　如果人们认真地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就会发现，我们以往的许多偏颇、失误乃至失败，既和人的品行素质有关，更和人们的观念有关。人是观念的载体，旧的过时的观念总要误导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所以说观念可以兴国，观念也可以亡国。从世界发展的总趋势看，人类的每一次精神解放，都必是观念的解放，人类社会每一阶段的飞跃，都是一定程度的观念的飞跃，而观念又总是围绕和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而飞跃。

　　英国近代实验科学始祖培根在他的《论革新》一文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是川流不息的。若不能因时变事，而一味恪守旧俗，这本身就是致乱之源。顽固保持旧传统者也难免成为当世笑柄。”马克思在《致弗·波乐特》中说：“陈旧的东西总是企图在新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它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的腐朽。所以，不论是经济方面的或政治方面的改革，总会遭到这样或那样的刁难、抵制乃至对抗。除了上述习惯势力和旧事物可能在新形式中死灰复燃以外，还因为大凡是一种改革总难免触犯人们的某些既得利益，有些人从改革中立即受益，自然会笑逐颜开，双手赞成；而有些人因改革不断深化而带来暂时性的利益损失（或只是利益的一种调整，而并无实际性的损失），他们则会采取种种手段诅咒、抵制甚至抗拒改革。对于这些人，除了进行必要的说服教育以外，努力唤起他们心灵深处的新鲜感，也是促使他们从既得利益、安于现状、鼠目寸光中走出来的一剂“仙丹”。

　　只有唤起人们的新鲜感，才可能真正理解变化是生命的规律，新的代替旧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生本来就充满着诸多意外和变化，只有变化才能满足人们的新鲜感；只有人们永远保持新鲜感，才能拥抱每一个有助于社会进步的变化。否则，正如英国很懂得心理学的散文作家蔼理斯说的那样：“除非与我们以往的自我变得不一致，否则我们就不能与时代保持一致。”（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