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修身与治家
——访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唐浩明(上)
人物简介:唐浩明,1946年出生,湖南衡阳人。现任岳麓书社首席编审、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他在费时11年编纂1500万字、30卷的《曾国藩全集》的同时,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另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杨度》《张之洞》等。曾获第一届、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编者:曾国藩,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毕生勤于政事,清正廉洁。他秉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把“齐家”摆在突出位置,疏理治家方略,形成以“尚廉、尚谦、尚劳”为核心的良好家风,使之世代子孙从中受益。在他一生的实践中,在他留下的家书、日记、奏折以及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修身还是治家,他都堪称楷模。他的廉政理念成就了他的事业。他所秉持的理念,对于今天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报记者就曾国藩的修身与治家,采访了著名作家、学者唐浩明。
壹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一直提倡廉政,廉洁是从政的主要内容,是对从政者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求
记者:唐浩明老师,曾国藩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有人评价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您是曾国藩研究专家,从廉政建设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曾国藩留下的精神遗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唐浩明:经常有人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这是对曾国藩比较深刻的认识。曾国藩留下的精神遗产具体是什么?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在他身上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无论做人与做事,还是从政与治家,他都有一套规范。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一直提倡廉政。廉洁是从政的主要内容,是对从政者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曾国藩曾经对他四个方面的属下,即州县官员、军队将官、委员、绅士,各自提出过四点要求,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要廉洁。可见廉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不论做什么,你在办公事的时候,一定要廉洁,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你必须这样,然后你才具备办公事的资格。
从曾国藩个人来说,他在这方面的行为更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学习。他有着强烈的廉洁意识。曾国藩在办团练之初,有一封公开信,表明他的态度,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句话六个字,一是不爱钱,二是不怕死,这也是后来湘军的立足之本。他昭告天下:所有来和我一起办湘军的人,都要不爱钱不怕死,随时要准备献身。他有个很有名的八本堂,给家族立了八个方面的规矩,“读古书以训古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做官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要钱。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廉洁意识,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记者:曾国藩的廉洁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唐浩明:曾国藩的廉洁,简单地说,体现在:不贪,不贿,不私。
首先是不贪污。当年从曾国藩手上过的银子千千万,而且绝大部分的银子都是自筹来的,不是国家的公款。一些带兵的将领曾经借这个机会浑水摸鱼,发国难财。湘军当时也有许多个山头,可以自己征粮征饷,不是国家财政资金,一些人就借这个机会发财,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带兵的贪污军饷,这是乱世的常态。但曾国藩临死前留下的财产不足两万两银子,这仅仅只相当于他这一级官员一年的养廉银,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年终奖。这是相当清廉的,而同时代的李鸿章则富甲天下。
其次是不贿。有些官员不一定贪,但做到不受贿很难。贿赂可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和形式存在,可以用各种巧妙的方式甚至不留痕迹。曾国藩权力很大,不像一般的巡抚总督,何况他自己手里还掌握着一支几十万人的军队。作为这样一级的官员,有很多人想尽办法向他行贿。就在他担任两江总督后不久,有一个县令来晋见,给他带来了一件看似平常实则异常珍贵的见面礼——王羲之书法的唐代摹刻帖。它是宋代淳化阁帖的祖本,异常珍贵,价值连城。这个县令把它送给曾国藩。曾国藩是个书法大家,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写字,这个县令很巧妙,拿这个东西来贿赂曾国藩。曾国藩爱不释手,他在日记中说:“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见此奇,可为眼福了。”这是雅贿,不露痕迹,可以说是文人之间的交往。但曾国藩赏玩片刻后,把字帖原封不动地退还给县令,而且在当天的日记上写下八个字:“世间尤物,不敢妄取。”这个“敢”字,说明他不是不想,而是对权力的敬畏。自己身为两江总督,掌管东南半壁江山,即使是最好的东西我也不能用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得,一个“妄”字,体现了他尊重道义、遵守规则。
第三就是不假公济私。当年曾国藩拥有那么大的权力,掌握着很多的公共资源,假公济私有许多便利条件,但是他没有。家乡乡亲多次找到他,要他为家乡办点事情,比如架桥修路。这并不需要他私人掏腰包,军费里面拨个几十万两银子即可。说起来还是造福一方,做的也是公益事业。但他说这种事情也不能做,这也是借助自己的权力,动用国家的资源谋取某个小团体的利益,这也是假公济私的行为。
贰 一个官员,一个拥有公共资源的人,如何保证为政的廉洁,关键一点就是要过简朴的生活
记者:曾国藩作为一个位高权重的朝廷官员,是什么精神力量让他能够抵抗各种诱惑,做到独善其身的?他是如何做好自我修炼、抓好自我监督的?
唐浩明:他有这种强烈的意识,能够把住各个关口,靠什么?就是靠自律。
他处在这样的高位,很少有人能够管他,但他自己对自己提出了严格甚至是苛刻的要求。中国儒家学说中提倡“君子要慎独”,什么是君子,就是在社会中拥有权力拥有地位,在社会上能够起表率作用的社会精英。慎独就是在没有监督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也不乱来。最高的慎独就是脑子里根本不存在着不好的想法,没有监督没有约束的时候也很谨慎自己的言行。对一个从政者来说,怎么才能保证廉洁,曾国藩在这方面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思索,也是他一辈子自己践行的准则。
最重要的就是简朴。廉洁靠什么来支撑,靠简朴。你不去追求那种奢华的生活,脑子里没有这样的欲望,很简朴的过日子,就不需要贪污受贿。曾国藩最大的特色就是一辈子保守简朴的本色。
当时别人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个“清寒”的书生,穷书生。曾国藩身边有个贴身的私人秘书,叫赵烈文,他留下一部日记叫做《能静居日记》,这部日记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记载了他给曾国藩当幕僚的日子,里面有很多涉及曾国藩私人生活的记载。尤其记载了他生活上过人的简朴。有篇日记里记载,曾国藩的卧室很简单,就是一张桌子几条凳子,都是白木的,装衣服、装书籍的就是几个篾箱子,都是从湖南乡下带过去的,床上蚊帐发黄发黑,被子就是农家的白底蓝花土布印花被,床上放的一件背心又小又旧,上面打了七八个补丁。赵感叹,这般行头,一般的读书人都不用了,他居然比普通读书人都显得清寒。他吃饭一荤两素一汤,没有酒,来了客人,酒也要上街零沽。其实并不是没有人来送礼,有官员也有老板,但曾国藩一概拒绝。赵烈文感叹,大清两百年,不可无此总督。意思是:大清两百年,唯有如此一个简朴的总督。要知道,曾国藩当时几乎管着半个中国。
他当时对官绅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廉洁。一个官员,一个拥有公共资源的人,如何保证为政的廉洁,关键一点就是要过简朴的生活。如果追求奢华,追求过分的享受,就必然腐化。
叁 一个社会的风气往往取决于“一二人”,这种人要么权力巨大,要么声望崇高,这种人通过自己的修炼然后去感化身边的人
记者:曾国藩的自我约束,经历了波折没有?他是怎样达到这种崇高境界的?
唐浩明:曾国藩其实经历了一个非常严格的修炼过程。
从他进入北京的第二年开始,到他走马上任礼部右侍郎,前后大概八九年时间,主要在翰林院,其间没有很繁重的政务,他就努力读书做学问,探讨宇宙人生。他琢磨人世间的事务,琢磨得很通透。他一心向圣贤学习,以圣贤作为榜样。他曾经写下一副对联, “不为圣贤即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在善恶之间没有中间地带,这是对自己提出的很高的也是很苛刻的要求。为什么这样?他就是希望取法乎上,一辈子以圣贤为榜样。他在30多岁就把自己排在这个位置,而且后来随着他地位的提高,更让他立志要做天下人的榜样,也就是今天说的圣贤。
他曾经在很多篇文章以及平时与人的书信中说过,一个社会的风气往往取决于“一二人”,这种人要么权力巨大,要么声望崇高,这种人通过自己的修炼然后去感化身边的人,通过身边的人再去教育更多的人。他曾经说过要培养一批“好官种子”,他后来做了湘军统帅,他把自己归类于这“一二人”中。所以他能做到“举世皆浊我独清”,即使所有的官员都贪污受贿我也绝不这样,把自己置于没有选择的余地,把自己的一举一动看做关乎天下的大事,有敢于向天下人展示自我的勇气,这很不容易。
记者:曾国藩这种强烈的“廉洁自律”意识,能否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
唐浩明:官员要廉洁,这是中国主流的文化意识。早在西汉初期,贾谊就提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观念,得到广泛的认同。不为家庭、不为自身谋利益,廉洁地为国家为公众办事,这是中国的主流意识。你如果掌握了公共权力,却为自己办事,国家怎么放心把权力交给你?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家天下”,君和国是一体的,即使如此,廉洁也是评价官员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君王对臣子的必然要求。
记者:但是中国古代真正能够做到廉洁的官员不多,留下来的清官形象也就是像包公、海瑞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您觉得核心的问题在哪儿?
唐浩明:核心的问题,一是首先没有立志做圣贤的目标,二是在巨大的诱惑面前没有把持住自己,三是权力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没有远大的目标,即使有近期的目标也会受到干扰,真正能够做到慎独的人很少,要靠外界的监督来约束,使得他不敢。自律的结果就是行为上的自觉。(本报记者 郑亚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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