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七年深秋，广西梅关山间，王阳明写下最后一封书信。信中提到自己的病情，“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其实，那时他已无法行走，一咳嗽便吐出血来，执笔已很困难。这是一封写给远方一位朋友的回信。

    这位朋友名叫聂豹，字文蔚。这封信辗转到他手中的时候，阳明噩耗已传遍天下，雪落江南，一片缟素。他手捧信笺，泪滴纸上，往事涌上心间。

    正德十四年，那时聂豹刚过而立，新科进士，闲居江西老家，等待吏部授职。正赶上宁王起兵，江西大乱，盗贼遍野。一天深夜，忽有盗贼破墙而入，纵火鼓噪。聂豹临危不乱，披衣而起，独持铁杖，立于门侧，奋杖击杀二贼，余贼散去。他跪在父亲身边，叹息道：“天下大乱，何时是了局？”其父聂凤答道：“平乱者必王阳明也。我不求做公卿之父，但求做圣贤之父。将来你要师事王先生啊。”

    七年之后，聂豹已是不惑之年，担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先后弹劾了镇守太监张佐、兵部尚书金献民等权贵，成为有名的敢言之士，被派往江南稽查马政。那时阳明辞官回乡，正在浙江讲学。于是聂豹渡江去拜访阳明，这是二人首次谋面。《明史》记载这次会面的情景，只用了六个字“与辩难，心益服。”聂豹自己回忆说当时“疑而骇之”。其实以聂豹敢言的性情，当日的辩难恐怕比较激烈。阳明却不以为忤，对其极为欣赏，“今诚欲求豪杰同志之士于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谁望之乎？”（《答聂文蔚之一》）

    后来，两人虽山河阻隔，却一直通过书信交流良知之学。在两人的最后一次通信时，聂豹询问：“欲于事亲从长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焉，何如？”阳明恳切地回答：“如此又是脱却本原，著在支节上求了。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答聂文蔚之二》）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聂豹“脱却本原，著在支节”，两人的友谊从开始到最后，都保持着古人之风，诤友的精神。

    聂豹回忆往事，心中悲痛，忽而又觉无比遗憾，虽然他心中早已把阳明作为老师，却从未拜入师门，执过弟子之礼。他整理衣冠，向着广西的方向叩头，提笔写下一首悼亡诗，“闻道阳明事已非，独含清泪哭吾师。人怜星陨悲诸葛，我泣山颓逝仲尼。”

    后来，聂豹不负阳明的教诲，一面刊刻《传习录》、《大学古本》等王学著作，广建书院，传播良知之学；另一面，也继承阳明“留心兵备”的精神，在边关多次击退蒙古铁骑。最让人感慨的是，晚年的聂豹，守卫边关，被诬下狱。当时正是大雪，“手僵脚冻行不得，况复桎梏挛铁绳，道路以目相訾评”。聂豹“怡然就道，履险如夷”，表现得非常平静，虽受拷掠，却读书不辍，在狱中写下一部《困辨录》，反思自己平生之学。他甚至还向看守他的锦衣卫戴经讲学，也和狱中政敌夏言等人切磋学问。明末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记录了聂豹在狱中的“顿悟”——“先生之学，狱中闲久静极，忽见此心真体，光明莹彻，万物皆备。”

    那一刻，他一定默默吟诵阳明那最后一封书信，阳明似乎就在他的身旁，笑着说：“文蔚，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徐髯 纪检监察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