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龙场悟道”
景况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人生最关键的时期,他先立为圣之志,继而经过艰苦的探索,终在龙场悟道,最后弘道,将心学弘传天下,其立德立功立言,彪炳青史。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十一月,王阳明因救言官乃上《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将矛头直接针对把持朝政的宦官刘瑾,结果被刘瑾矫旨将他廷杖四十后系狱,十二月谪为贵州龙场驿丞。谪官龙场,是王阳明坎坷人生的一次劫难,也是促成他悟入圣人之道的大事因缘。在贵州的三个年头里,王阳明遍历种种苦难,受到无尽的折磨,却在贵州悟道成道,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心学体系。
正德三年(1508年)三月,阳明抵达龙场,当即面对五大苦难:
一是环境艰险。龙场在今贵阳西北40公里的修文,据《阳明年谱》载,龙场当时“处于万山丛棘之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外来之人,水土不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二是居无定所。阳明来到龙场,并无居所,只好自己在境内小孤山下结草庵居之,阳明在《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诗中对此曾描述:“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又常至小孤山一岩洞中读《易》,阳明名其洞为“玩易窝”,在其中阳明写有著名的《玩易窝记》。其后阳明又移居龙场境内龙冈山(又名栖霞山)的“东洞”中,改其名为“阳明小洞天”,以此寄托对故乡浙江绍兴会稽山阳明洞的思念之情。阳明居无定所,常居于阴湿幽暗的山洞中,其艰难可想而知。
三是生活无着。在上述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阳明的生活也没有保障,面对的是一无所有的世界:无米、无菜、无盐、无油、无火、无水……为维持生计,存活下来,阳明以一书生亲自去砍柴、挑水、采蕨、摘菜、煮饭、浇园,直至请学于农,种田南山。从阳明《居夷诗》中的“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种蔬须土疏,种蓣须土湿。”“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采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等诗句,可以看出他亲身参加了各种生产劳动。
四是疾病缠身。环境艰险,居无定所,生活无着,穷途潦倒,使阳明多次旧病复发,加之当地缺医少药,瘴疠侵之于外,忧郁攻之其中,随时都有被疾病夺去生命的可能。阳明在其名文《瘗旅文》中就描写了京城一吏目,携一子一仆,同赴任所,途经龙场,在一昼夜之间便都病死于境内蜈蚣坡下。从阳明的《居夷诗》“卧疴闭空院,忽来故人车。”“路僻官卑病益闲,空林惟听鸟间关。地无医药凭书卷,身处蛮夷亦故山。”“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移居正拟投医肆,虚席乃烦避讲堂。”“卧病空山无药石,相传土俗事神巫”等诗句中,亦可看到阳明在龙场一直是疾病缠身,他四处问药,有时无药,只好凭借读书来消除自己的病痛,甚至还想到依靠当地的神巫来医治自己的疾病,人不至绝境,何至于此!
五是官吏迫害。先是在赴谪途中,阳明曾被刘瑾的刺客追杀,至龙场刘瑾对阳明的威胁并未解除。是时都御史王质巡抚贵州,借口王阳明傲视朝廷地方官府,遣人至龙场凌侮阳明,不料却引起当地苗彝诸乡民的公愤,他们把差人围困起来羞辱并痛打之,最后将差人赶出龙场。差人向王质告状,王质大怒,要阳明认错谢罪,阳明不畏强权,拒不谢罪,后赖阳明同乡、时任贵州按察副使的毛科从中调解方罢。
悟道
面对这五大苦难,阳明怎么办?这五大苦难的折磨,超过了一般人所能忍受的限度,而对他则是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龙场这种出生入死的临界境况下,长期困扰阳明心中的生命精神归宿的问题再次空前大爆发。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认为,大病、生死是人实存的“临界境况”或“边缘处境”,它能促使人突然觉悟,发现日常世俗生活的虚幻和无聊,大病、死亡迫使人们重新检视生命存在的本真价值,寻找人生的终极意义。阳明从京城到龙场,已经在长期的思索和人生的实践中,超越了得失荣辱,惟生死尚未了断。在境遇险恶和死亡逼迫的生命极限体验中,阳明依次采取了最为本真的五大人生态度,即接受、承受、忍受、抗争和超克。
首先,阳明必须接受现实。阳明谪居万里绝域,只身面对五大苦难,去之不可,忘之不能,内外交困,百难备尝,只能挺直脊梁,接受苦难,先活下来。
其次,阳明必须承受。在五大苦难的生存环境中,阳明承受着肉体的痛苦,内心的煎熬,常常处于彷徨、焦虑、恐慌、绝望之中,时时在生命的紧张里苦苦支撑,以致生命无法承受之重,不仅经世济民之志成为泡影,而且恬淡清静的生活也无从谈起,唯一的就是“吾惟俟命!”
第三,阳明必须忍受。五大苦难如魔鬼似的撕裂着他的神经,啃噬着他的意志,使他遭受炼狱般的痛苦却无法解脱,承受惨烈的折磨却无法逃遁,唯一的只能是在其中忍受!在其中挣扎!在其中奋然前行!在其中动心忍性!这无法排解的大痛苦、大困惑,最终促使他大抗争、大觉悟!阳明十年后回忆说:“往年区区谪官贵州,横逆之加,无月无有。迄今思之,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王阳明全集》)
第四,抗争。有了抗争,阳明虽然谪居龙场,日有瘴疠、蛊毒和魑魅魍魉“三死焉”,而“未尝一日之戚戚也”,王质的加害,阳明视之为“三死”而已尔,决心置生死于度外,拒不向权贵屈服,坚持抗争到底,这充分表现了阳明刚正不阿、坚持大义的大无畏精神!阳明的抗争是这样的悲壮,这样无怨无悔,真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
第五,超克。经历了这样的苦难,一切有无、爱憎、善恶、是非、名利、贵贱、得失、荣辱,总之一切的一切,对阳明来说都无所谓了,“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于是,惟生死一念尚存于心,“而后如大梦之醒”,必须刻期证道,超克生死,使自己的身心不再流浪!
到达龙场面临五大苦难,促使王阳明作出最后的了断。于是阳明“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陆象山语),他抛开一切得失荣辱、生死之念,藐视困难,开始静坐沉思,以求静一。阳明设想“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他终日默坐“玩易窝”中,冥思苦想,反复诵读《周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无微,茫乎其无所指”,后经思索再三,认识到“精粗一,内外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的道理,终于悟出“心即理”之道,“格物致知”之旨,这就是名震中外的“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后,王阳明自觉得失荣辱、生死之念皆已超脱,他的疑问全部得到解决。接着他以自己的体悟印证于五经,无不契合。之后便提出了他的“知行合一”之说,并奠定“致良知”的理论基础,后来进而形成完整而系统的心学理论体系。
阳明龙场悟道后,心中充满光明,万缘都已放下: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朝已悟道,夕死可矣。阳明寻找光明,得到了光明,最终心中充满光明,由此死不足畏、死无所憾、死而瞑目矣!故其临终“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之语,盖早出之于龙场悟道之时也。有了龙场悟道的这一大事因缘,以后使他在酬酢万变时能够排除任何困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不勉而中,当下即是,阳明的人生之舟开始扬帆入海,破浪前行!
影响
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前,一直在苦苦思索成圣如何可能,以致格竹成病。他深切体察古之圣人的良苦用心,经历了炼狱般的煎熬而于龙场悟道,终于消解了生与死、心与物、有限与无限的内在紧张和二元冲突,实现了从求理于物向心即理的哲学转变,实现了人生脱胎换骨的转变。其后他以无挂碍的生命实践和活泼泼的教化方式,先立其大,明其心体,又由体发用,即体即用,自觉履行成圣成贤的道德使命,担负起社会人生的责任与义务,展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博大胸怀。王阳明在贵州创立了举世闻名的阳明心学,使道德君子打碎了窒息心性的体制枷锁,使志士仁人有了超凡入圣的光明前途,使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可以变得神圣伟大。
阳明在龙场从其儒家心学“性善论”出发,提出“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观点。因此王阳明对少数民族抱以亲善友好、诱导教化的态度,并不因来自“上国”(京城)而自以为是,也不因身为朝廷命官而傲视龙场乡民,更不因是大汉民族而轻视黔中少数民族,相反,他与龙场苗彝诸少数民族朝夕相处而不以为陋。王阳明的这一观点对于当时贵州少数民族群众解放思想,使之认识自己的力量,发扬人的主体精神,的确是起到了巨大的鼓励和催化作用。
龙场驿始建于明洪武年间,从未有过学舍。为报达当地“夷民”的厚爱,阳明在龙场创建龙冈书院,不知疲倦地“讲学化夷”,深得当地“夷民”及诸生的敬服。阳明离开龙场后,当地苗彝诸乡民对他非常怀念,把龙冈山奉为圣地,相约不在山上放牧采樵。今龙冈山树木茂盛青翠,似象征着王阳明与龙场少数民族的友情万古长青。此外,阳明在龙场还应安贵荣之请,欣然为水西苗彝人民崇奉的象祠(位置在今黔西县东30余公里的麟角山上)写了著名的《象祠记》,表明了他对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这篇名作既表达了他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真挚感情,也是他与当地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明隆庆年间,水西彝族安氏第七十八世,贵州宣慰使安国亨(彝名“宝锡斐糯”),代表当地各族人民的愿望,在王阳明居住过的龙冈山阳明洞的石壁上镌刻了字径盈尺的“阳明先生遗爱处”七个大字,深深表达了他对王阳明的仰慕之意和怀念之情,同时也证明了王阳明在龙场撒下了民族友爱的种子。
黔中王门
“黔中王门”,不仅可单独立门户,还可以作为王学向文化边缘地区传播的成功范例。在王阳明及其黔中王门弟子的影响下,终明之世,贵州各地建有书院20余所,书院讲学之风盛于中原,俊杰之士比于中州。贵州是王学的诞生地,王阳明悟道的龙场亦被历代学者视为“王学圣地”,故而无论是古之王门各派,还是今之新儒学,黔中王学实为其渊薮。“黔中王门”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贵州是阳明心学形成的原点,在时间上,“黔中王门”最早学习和传播阳明心学。
第二,“黔中王门”有众多著名学者,颇具一定规模,且影响一方。黔中王门的代表人物有贵阳的马廷锡,清平的孙应鳌、蒋见岳,都匀的陈尚象、余显凤、吴铤,思南的李渭、冉宗孔、胡学礼等人,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其中以孙应鳌、马廷锡、李渭三人为之最。流风余韵,沾溉黔中数百年。
第三,它具有贵州本土色彩,在思想上颇有共同的特点。一曰不执门户之见,颇具海纳百川之风。二曰以求仁为宗,直揭知行本体,经世致用。三曰以经证心,勇于创新。
第四,它影响时间长,分布地域广。黔中王门主要有四代弟子,从明代中期一直持续到明末,影响长盛不衰。当时,它以贵阳、清平、都匀、思南等地为王学重镇,围绕所创办的书院开展心学的交流和传播活动。在贵阳有马廷锡执教的“阳明书院”,在清平有孙应鳌创办的“学孔书院”,在都匀有陈尚象、余显凤等人兴建的“南皋书院”,在思南有李渭讲学的“中和书院”等等。由此创造了晚明阳明文化的历史辉煌。
龙场悟道,使王阳明把孔孟儒学经过1500年所积累的形上智慧在明代中叶发扬光大,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事上磨炼”、“万物一体”的理论,构筑了他博大精深的心学体系。500年来,王学不仅挺立了主体精神,展示了生命的自由,而且冲决了官方程朱理学的思想罗网,使当时的思想界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其哲学理念,为成千成万的仁人志士提供了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儒学在生命哲学、伦理哲学和宗教哲学三大领域中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儒学从中国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儒学日益成为21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对话语境中的显学之时,王学的人文精神就日益具有坚强的生命力、持久的说服力和深刻的前瞻性。它对于我们开启主体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塑造我们的理想人格有积极意义,对于我们现代人挺立良知的主宰性,彰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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