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世界，丝绸之路是西方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终将促进东西方之间理解和信任的加深，使世界各国与中国形成命运共同体，互利共赢，拥有更美好的明天。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路与交通路线，也是知识、思想与观念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传播的途径。对于中国文明进程而言，丝绸之路以及由之所承载的中西文化交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丝绸之路——中华文明保持独立性和先进性的必要条件

    随着近年来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相关研究的发展，国际史学界逐渐形成统一的认识，即兴起于墨西哥高原与中美洲雨林的古代中美洲文明，和发源于秘鲁、玻利维亚高地的古代安第斯文明，与传统的四大文明古国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六大古文明。在这六大文明当中，古代印度河文明最先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为来自中亚的印欧人建立的吠陀文明所取代，古代两河文明则在1000年以后被波斯帝国征服，又过了500年，已经希腊化的古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版图的一部分。而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中华文明就成了欧亚非三大洲硕果仅存的古文明，与两大美洲古文明并存的局面一直持续到近代。

    中国的文明延续性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与众不同的凝聚力和家国天下的文化传统。相比之下，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诸多城邦之间，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抑或文化观念上都是充满着强烈竞争的。而在古埃及，书吏阶层对彼岸的关注甚至要超过生活本身——宏大的金字塔和神庙，精细制作的木乃伊与石棺上的铭文和《亡灵书》就是例证。建立在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观念滋养之上的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兼具这两大古文明的竞争性与彼岸性的特征。翻开西方历史的书卷，映入眼帘的是无休止的扩张、殖民与兼并战争，以及对浪漫远行、灵魂得救、征服自然的向往。而一直受到来自西北方的征服者影响的印度次大陆，则在其文化中体现了分层的特征。原始的语言与风俗习惯上的压迫，转化为种姓制度下不同种姓间的紧张。宗教势力在次大陆的根深蒂固，特别是婆罗门阶层对社会规范的控制，最终导致了佛教和耆那教这样的具有非暴力反抗精神的思想体系的诞生。在外来民族不断从西北方向涌入印度次大陆，给印度带来战争摧残和民族斗争苦难的同时，新的思想也不断注入，促进印度社会思想的深刻变革。然而在印度，最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没有改变，政治上的地方自治没有改变，宗教的多元化和宽容也没有改变。

    相比之下，整个古代，除了保持西方与中国唯一通道的丝绸之路外，中华文明面临的挑战来自北方——无论是苍凉的大漠、辽阔的草原还是东北地区的森林和山岭，与中原地区汉民族密切来往的北方民族，既为中华文明补充了新鲜血液，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因此，中华文明得以一直在欧亚大陆的东端独立发展，又以丝绸之路的东西交通，保持着在文化、技术上与西方和亚洲各邻邦的同步。

    而古代美洲两大文明却因为与东半球的长期隔绝，以及两大文明之间的彼此隔绝，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之后，随着近代早期西班牙的殖民征服而急遽瓦解，最终完全被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文明所取代。玛雅人曾拥有非凡的科学成就，印加人有复杂的政治制度，阿兹特克人国家的繁荣超过整个西欧。但在钢刀、铁骑、十字架和病菌的侵袭之下，美洲的原住民以及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起被西方征服者快速消灭了，数千年的文明独立发展，在十几年间戛然而止。

    以地理决定论的思想来解释文明变迁的历史固然是片面的。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华文明，以及以中华文明为主要思想文化渊源的东亚文明圈，正是由于丝绸之路的存在，才得以在东半球各大文明之中，在古代和近代始终保持独立性和先进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保持独立性，既得益于其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又在于中国能够通过促进人员、商品和观念交流的丝绸之路，与西方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在与西方诸国相区别的文明自觉之基础上，保持中华文明的特性和统一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先进性，则在于中华民族通过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独树一帜的精神传统，在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的密切交流中萃取来自异国的优秀思想观念和满足中华文明需要的物质文化，从而以东方巨龙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并非狭隘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直居于世界最发达、最富饶之列的古代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保持领先地位的必要因素。

    相反，正是在西方殖民者入侵远东，从海陆两端切断丝绸之路，并将西方的政治经济秩序强加于东方后的五百年间，中华文明经历了从先进走向没落，又在彷徨中重拾丝绸之路时代的精神，最终通过自强奋斗、思想解放、探索真理、人民武装斗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迈上民富国强，和平崛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今天，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提出与世界各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是我国首次将丝绸之路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一深刻内涵，必须在理解习近平人类文明观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进行。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不仅提到丝绸之路，还提出了人类文明多元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交流互鉴的文明观。习近平的人类文明观思想，把丝绸之路精神中的文明交融与传播，上升到全人类的高度——丝绸之路精神所代表的文明交融和传播的境界，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世界各国之间文明对话的范本。如果说古丝绸之路是汉唐中国国际战略的自发产物，“一带一路”倡议就绝不仅仅限于单纯的国际关系决策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而是新中国应对多极化世界挑战的战略自觉，是整个中华文明21世纪和平崛起的重要推动力。

    “丝绸之路”在西方人眼中的来龙去脉

    我们知道，“丝绸之路”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教育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他说，“正是丝绸之路带给我们关于中国的知识。”

    李希霍芬，于1868至1872年共七次在中国旅行，著有《中国：本人之考察经历及基于此的研究》一书。在书中，李氏指出了古代中国连接西方的四条主要交通路线：从新疆通往中亚和阿富汗的商路、从西藏到尼泊尔和印度的商路、从云南通往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地区的商路，以及海上商路。广义上说，这四条商路可以统称为丝绸之路。而李氏所定义的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是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所记载的希腊商人梅斯代理人从阿富汗的巴克特拉前往中国的丝绸贸易路线。这一定义基本对应前述四条路线中的第一条。

    关于丝绸之路开通的时间，李希霍芬认为，张骞在公元前117年的出使为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条件，而张骞逝世后，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元鼎三年），张骞的副使到达位于伊朗高原的安息帝国，可算是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此后的诸多世纪间，丝绸之路一直扮演着使西方获得关于中国知识的观念之路的角色。

    在李希霍芬之后，德国地理学家黑尔曼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分别以文献研究和实地科学考察的方式，考证了丝绸之路的确切路线。而关于丝绸之路贸易对于中国的影响，则是19世纪以来欧洲汉学家研究的主题之一。

    李希霍芬等西方学者之所以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代指古代中国与西方的交往路线，不仅由于丝绸是中国与西方进行大宗贸易的主要商品，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古代希腊罗马文献记载中，中华民族是一个因丝绸贸易而为西方所知，在希腊罗马文献中被称为“赛里斯人”（Seres）的民族。“赛里斯”的词源，正是中国在罗马帝国最为人所知的商品——丝绸。

    “丝绸之路”概念的背后，是西方人对若隐若现的遥远中国的印象。若非接受了来自中国的丝绸作为服装的材料，罗马帝国的贵族阶层就无法在服饰上使自己与平民相区别。

    虽然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作家克泰西亚斯充满离奇想象的作品当中，就出现了身高五米，长寿达二百岁的赛里斯人的名字，但赛里斯人和作为“丝绸之国”的赛里斯国（Serica）成为西方作家笔下的主角，还是要等到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公元前1世纪－公元2世纪），这一时期亦正是丝绸之路贸易的高峰期。可以说，没有发达的丝绸贸易，就没有“丝绸之国”的整体形象。在这一时期，丝绸服装已经成为罗马帝国贵族区别于普通公民的标志。罗马著名政治家塞涅卡在作品中惊呼“如果不同赛里斯人贸易，我们还能穿衣服吗？”而据罗马百科全书式学者普林尼的估算，由于贵族中流行的奢侈风尚，每年有一亿枚罗马金币，随着丝绸之路贸易流入赛里斯国、印度和阿拉伯半岛。正是罗马人对中国丝绸制作方法的无知，加剧了丝绸贸易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金银珠宝、阿拉伯半岛的香料一起，成为罗马帝国盛世之下巨大奢侈品市场上最流行的商品。象征身份和地位的丝绸，是所有奢侈品中对罗马上层社会文化改变最为剧烈的。

    在托勒密（约100-170年）的《地理学》中，记载有一支希腊商队从位于今天阿富汗的巴克特拉前往赛里斯国进行丝绸贸易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在公元100年前后。根据托勒密的记载，希腊商队在经过中亚的兴都库什山区之后，来到了一处名为“石塔”的商站，这里便是赛里斯国的边界。从石塔到赛里斯国首都的路途长达七个月之久。经过近代学者的考察，“石塔”的遗迹就是今天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石头城”遗址，而从这个位于中国西部边陲的小镇到达中原的长安、洛阳，的确需要七个月左右的行程。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罗马帝国公民、生活在埃及的希腊学者托勒密的记载，证明了新疆自从公元1世纪末罗马帝国的时代起，就是以长安、洛阳一带中原地区为核心区域的赛里斯国——也就是地中海世界印象中的汉帝国的领土。因此可以说，早在丝绸之路初通的罗马帝国时代，新疆就已在西方世界精英的视野中，成为遥远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由此降至唐代，在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的同时，西亚地区崛起了伊斯兰文明。伊斯兰世界在一个多世纪内，扩张到包括中亚、西亚、欧洲南部和北非的广大地区，将西欧与东方的联系切断。进入黑暗中世纪的西欧逐渐退出了与东方的贸易。直到13世纪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征服大半个欧亚大陆之后，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旅行家才再次领略到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风采。由彼时以至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西方逐渐意识到，中国是如此富裕、发达和文明的国度。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同一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伦敦出版了著名的《国富论》。在这部经济学史上最经典的著作中，作者这样描述中国：“中国长期是最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最好、人民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可是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观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中国或许早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以前就已经达到了它的法律和制度所容许的充分富裕程度。”

    正如斯密所看到的表象一样，中国的富裕、文明和停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清两代陷入了长久的“闭关锁国”状态，丝绸之路时代的辉煌不复存在，直到鸦片战争的枪炮惊醒了老大帝国的迷梦。经过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上下求索，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从黑暗走向光明，东方睡狮再次苏醒。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华民族再次站了起来，并最终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复兴之路。

    从本文回溯的西方印象来看，古代中国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社会。丝绸之路不仅是将中国的形象传播给世界的途径，更是促成中国实现文明与富裕的文明之道。在丝绸之路贸易实质上陷于中断的明清时代，中国从昌盛走向衰落，从发展走向停滞；而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重新打开了通往富强、文明和发展的对外交往路线，并在改革深化的“新常态”下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习近平主席人类文明观思想的指导下，“一带一路”倡议终将为世界瞩目，使西方再度认识中国之伟大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