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5年冬，56岁的陶澍因政绩卓著被点名进京述职，见到了道光皇帝。道光对勤于政务的陶澍颇有好感，在11月25日初次接见之后，犹觉很多话没有说完，于是到12月16日间半个多月内召见陶澍达14次。

    有一天，道光皇帝忽然问到陶澍的家乡，陶澍备感亲切。他开始描述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湖南安化，特别提到了“印心石”和在“印心石屋”寒窗苦读的故事：

    他的家乡有一条河，叫资水，流经家门口时突然有两岸石壁屹立，如大门一般，下有石潭，河水清莹透彻，深几十丈。一块很方正的大石，形如方印，从水中突出，他把这块石头称作“印心石”，把自己读书之屋取名叫“印心石屋”。

    几乎没有迈出过北京城的道光皇帝觉得十分有趣，亲笔题写了两块“印心石屋”匾额。一块较小，字高宽约六寸，两方印文为“道光宸翰”、“虚心实行”。另一块长九尺多，字高各约一尺六寸，引首章为“清虚静泰”，落款印为“慎德堂御书宝”。

    从此，陶澍在任职和所经的名山胜地，都喜欢勒石摹刻“印心石屋”石碑。人治社会将皇帝的题词刻在自家屋堂或办公场所，司空见惯，可像陶澍这样大肆张扬、到处摹刻的倒不多。陶澍这是为什么？

    第一，以实心行实政，表砥柱中流之志。

    陶澍少年家贫，“数日断炊”的苦日子没少过，为了果腹，他“采藜藿为佐食，诘屈之状，人所不堪”。有了这段经历，他后来身处高位，深谙百姓生活疾苦。初到京师任职时，面对久拖未办的公务，到任不久便做到了绕案风清；外放川东兵备道时，他“有诉立讯，剖决如流，数月讼滞一空”，被时任四川总督蒋攸铦称赞为川中官员“第一”；担任安徽布政使时，他清查亏欠，日无暇晷；位居督抚后，他依然事必躬亲。道光三年，为整治淮河，他亲登涂山绝顶，将数百里长河、支汊了然于胸。有一次陶澍去吴淞江视察河坝时，见到父老乡绅，就作揖慰劳他们，坐到他们中间一起聊天谈论风俗民情，百姓们也无拘无束，都忘记了他是督抚大人。道光五年，他受命办理海运，为了论证海运可行，他实地向船户、渔民了解情况；为招募商船，亲赴上海，向商人“招集商艘，宣上德意”；为探寻航道，他以身试航，察看水势，绘制成《海运全图》。

    为官数十年，陶澍始终奉行“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以实现“报国文章犹有事，儒衣从此凛朝衫”的志向。魏源称赞他，“为翰林能诗，为御史能言，及备兵川东，摘伏发奸，又为能吏。”

    第二，以实学行实事，表清正磊落之心。

    陶澍少负经世之才，25岁中进士，45岁总督一方，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弊。他关心社会问题，强调通经致用，提倡“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反对把学问作为猎取个人功名利禄的工具。他主张“以实学教授”，告诫读书人，今天的士子，就是明天的官吏，如果不能吃苦耐劳，不肯历练心智，当一朝为官，身处富裕之地，怎么能操守廉洁，怎么能勤于政务？

    陶澍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人，拒绝贿赂。他多次劝说下属，为官之本，“莫重于廉”。任两江总督时，两淮盐政依惯例每年支付陶澍白银二万两，是为“赏需银”。陶澍断然拒绝，他说：“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同时上奏中央，“臣本任总督，养廉已极优厚，已足敷用。”即将赏需银二万两全行裁革。

    陶澍珞珞如石的清廉之行深深影响了他的家人。陶澍为官30余年，“起居如寒素”，夫人都和他心心相印。他死后，淮商感其大德，向陶府赠送白银万两，被陶夫人断然拒绝。她说，我丈夫生前未曾收受你们的赠金，死后不要断送了我丈夫的清誉之名，“不可以死后污吾夫子”。

    第三，以实字交实心，表心心相印之趣。

    陶澍心怀坦荡，胸无城府，做京官时，身边就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官员；主政地方时，和历任同僚都相处得融融相印。

    陶澍团结官员，并非做老好人，更不是为营造自己的小圈子，谋取私利。陶澍任江苏巡抚时，贺长龄为藩司，上下级朝夕相处，陶澍认为贺长龄办事“综理全局，布置精详”，向朝廷推荐，后来贺长龄被擢升为云贵总督；为两江总督时，因知林则徐有治水赈灾经验，就请调林则徐为江宁布政使。从此，陶澍、林则徐以上下级关系通力合作，长达7年。陶澍病逝前，向道光皇帝举荐林则徐继任，称他“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还有“官声素好，笃实练勤”的李景峄、俞德渊等人，都得到他的举荐。史称陶澍“用人能尽其长”，由他推荐的官员后来都成为节钺有名的肱股之臣。

    他的至交林则徐曾作诗相赠：“石是印心心是印，生前星宿已罗胸。”可见，陶澍的“印心石”，既是皇帝对他的高度肯定，又是他一生的至宝。（刘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