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彦博的清贫
温彦博,听到这个名字,就会使人联想其人为温文尔雅、博学多才之士。的确,温彦博天性聪慧,自幼博览群书,能言善辩。起初,他父亲的朋友薛道衡、李纲见到温彦博三兄弟,为他们的才智而惊奇,称赞他们皆有卿相之才。
隋开皇末年,温彦博以对策高第入仕,初为文林郎,宿直内史省,后改任通直谒者。隋末天下大乱,罗艺割据幽州,称雄一方,招引温彦博为司马。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王朝。同年十二月,罗艺降唐,被封为幽州总管;温彦博因预谋有功,授幽州总管府长史。不久,温彦博被征召入朝。
温彦博不仅文笔出色,而且善于辞令,每逢御前答对、宣读诏命,他都声调清朗,响彻殿堂,进退举止,从容优雅,满朝文武无不羡慕他的潇洒。唐高祖有一次宴请群臣,命秦王李世民宣诏,宴后问侍臣:“秦王比起温彦博来如何?”可见,唐高祖对温彦博极为欣赏,把他作为一个典范。
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入侵边境,朝廷任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带兵抵御,任命温彦博为行军长史,与张瑾一同出征。当年八月,张瑾率大军与突厥战于太谷,唐军大败,张瑾独自脱身投奔李靖,温彦博被俘,落入突厥人手里。突厥可汗颉利知道温彦博是皇帝近臣,就对他威逼利诱,探问唐朝军力部署与粮草虚实;温彦博坚贞不屈,不吐露半点信息。颉利可汗非常恼怒,下令将他流放到阴山苦寒之地。武德九年,唐太宗即位,与颉利可汗在渭水会盟,温彦博得以释放。
温彦博归国后,被授予雍州治中,不久进京任检校吏部侍郎。此后十多年,他历任中书侍郎、御史大夫、中书令、尚书右仆射,一直处于权力中心。
《旧唐书·温彦博传》记载:“(温彦博)自掌知机务,即杜绝宾客,国之利害,知无不言。”由此可见,温彦博一心为国操劳,没有考虑个人得失。试想,一个人的权势不管有多大,只要你杜绝宾客来往,就不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就无法进行利益交换。贞观十一年(637年)六月,温彦博因病去世,唐太宗很惋惜地对身边大臣说:“彦博因为操劳国事,殚精竭虑,耗尽心力。我发现他精力不济,已经两年了,遗憾的是没有让他放松安逸,致使他过早离去。”
温彦博官居宰相,生活非常简朴,住处没有一间宽敞的厅堂。等到他去世了,灵柩停放在侧室,不便于治丧。唐太宗知道后,感动之余,命令有关部门赶紧为他家建造厅堂,并追赠他为特进,谥号“恭”,其墓陪葬于昭陵。
一个位高权重的人物,生活在贞观盛世,家境却如此寒酸。但唐太宗正是从温彦博的家境中,看到他为官的实质。按理说,以温彦博的身份地位,很容易结交到各种达官显贵,即使是公正地处理日常政务,也免不了有不少人出于感激的目的,而对其有所“表示”。但温彦博始终坚守着士大夫清贫的傲骨。他在处理政事上时刻做到对公不对私,“举贤达不受私谢”,待人宽厚却“分限严”。他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小圈子成为公权与私利结盟的方式,正常的同事和上下级关系就会异化,公权力就会成为填补个人欲望的工具。这样的小圈子越多,官场风气就会越坏,执政基础也会动摇。也正因如此,他为唐太宗所欣赏,为世人所称颂。
历史上,有些位高权重的人爱搞小圈子,拉帮结派,其目的都是为了自身及小团体的利益,如此上下勾结,势必恶化政治生态,从而滋生严重腐败,最终祸国殃民,加速了王朝的灭亡。如明代严嵩、魏忠贤等人,一朝大权在手就培植党羽,于是“奸党”、“阉党”遍布全国,使得当时政治生态极为腐败黑暗。相比之下,温彦博一心维系国家利益,不为个人利益而结圈子,实在是难能可贵。
(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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