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彦博，听到这个名字，就会使人联想其人为温文尔雅、博学多才之士。的确，温彦博天性聪慧，自幼博览群书，能言善辩。起初，他父亲的朋友薛道衡、李纲见到温彦博三兄弟，为他们的才智而惊奇，称赞他们皆有卿相之才。

    隋开皇末年，温彦博以对策高第入仕，初为文林郎，宿直内史省，后改任通直谒者。隋末天下大乱，罗艺割据幽州，称雄一方，招引温彦博为司马。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王朝。同年十二月，罗艺降唐，被封为幽州总管；温彦博因预谋有功，授幽州总管府长史。不久，温彦博被征召入朝。

    温彦博不仅文笔出色，而且善于辞令，每逢御前答对、宣读诏命，他都声调清朗，响彻殿堂，进退举止，从容优雅，满朝文武无不羡慕他的潇洒。唐高祖有一次宴请群臣，命秦王李世民宣诏，宴后问侍臣：“秦王比起温彦博来如何？”可见，唐高祖对温彦博极为欣赏，把他作为一个典范。

    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入侵边境，朝廷任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带兵抵御，任命温彦博为行军长史，与张瑾一同出征。当年八月，张瑾率大军与突厥战于太谷，唐军大败，张瑾独自脱身投奔李靖，温彦博被俘，落入突厥人手里。突厥可汗颉利知道温彦博是皇帝近臣，就对他威逼利诱，探问唐朝军力部署与粮草虚实；温彦博坚贞不屈，不吐露半点信息。颉利可汗非常恼怒，下令将他流放到阴山苦寒之地。武德九年，唐太宗即位，与颉利可汗在渭水会盟，温彦博得以释放。

    温彦博归国后，被授予雍州治中，不久进京任检校吏部侍郎。此后十多年，他历任中书侍郎、御史大夫、中书令、尚书右仆射，一直处于权力中心。

    《旧唐书·温彦博传》记载：“（温彦博）自掌知机务，即杜绝宾客，国之利害，知无不言。”由此可见，温彦博一心为国操劳，没有考虑个人得失。试想，一个人的权势不管有多大，只要你杜绝宾客来往，就不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就无法进行利益交换。贞观十一年（637年）六月，温彦博因病去世，唐太宗很惋惜地对身边大臣说：“彦博因为操劳国事，殚精竭虑，耗尽心力。我发现他精力不济，已经两年了，遗憾的是没有让他放松安逸，致使他过早离去。”

    温彦博官居宰相，生活非常简朴，住处没有一间宽敞的厅堂。等到他去世了，灵柩停放在侧室，不便于治丧。唐太宗知道后，感动之余，命令有关部门赶紧为他家建造厅堂，并追赠他为特进，谥号“恭”，其墓陪葬于昭陵。

    一个位高权重的人物，生活在贞观盛世，家境却如此寒酸。但唐太宗正是从温彦博的家境中，看到他为官的实质。按理说，以温彦博的身份地位，很容易结交到各种达官显贵，即使是公正地处理日常政务，也免不了有不少人出于感激的目的，而对其有所“表示”。但温彦博始终坚守着士大夫清贫的傲骨。他在处理政事上时刻做到对公不对私，“举贤达不受私谢”，待人宽厚却“分限严”。他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小圈子成为公权与私利结盟的方式，正常的同事和上下级关系就会异化，公权力就会成为填补个人欲望的工具。这样的小圈子越多，官场风气就会越坏，执政基础也会动摇。也正因如此，他为唐太宗所欣赏，为世人所称颂。

    历史上，有些位高权重的人爱搞小圈子，拉帮结派，其目的都是为了自身及小团体的利益，如此上下勾结，势必恶化政治生态，从而滋生严重腐败，最终祸国殃民，加速了王朝的灭亡。如明代严嵩、魏忠贤等人，一朝大权在手就培植党羽，于是“奸党”、“阉党”遍布全国，使得当时政治生态极为腐败黑暗。相比之下，温彦博一心维系国家利益，不为个人利益而结圈子，实在是难能可贵。

    （陈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