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的中科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梁思礼，于4月14日在北京逝世。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梁思礼是最小的一个，名副其实的“老九”。梁思礼很小（4岁半）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主要是从父亲给哥哥姐姐们的家书和父亲的著作中传承了梁家的家风。他能够成人成才，除了自身勤奋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结果。

    梁思礼于1924年8月24日出生在北京，很受梁启超的宠爱，也是梁启超最大的精神安慰。1927年，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梁启超对小儿子思礼的昵称）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

    梁启超虽然担负繁杂的社会事务，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子女的关爱和教育。他一生写给子女的家书超过百万字，字字都是满满的爱，由此可以窥见梁氏家教的魅力。在家书中，梁启超对子女们的为人、治学、立业等都给予了细致的指导，他既是孩子们的慈父，又是导师、亲密的朋友。

    梁思礼说：“其实，在我的记忆中，我只是觉得父亲很疼爱我，当时我年纪很小，认识的字不多，很多事情也是后来看到父亲书信集的时候了解到的。”正是父亲梁启超的这些信札记述，让梁思礼院士能够追忆更多在“饮冰室”的时光。在梁启超的笔下，梁思礼小时很灵巧，两岁时，梁启超只要一要香烟，梁思礼就会把抽烟的一套用具送到父亲面前，每次都让梁启超非常高兴。

    1941年，17岁的梁思礼赴美求学，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家庭断了联系，没有了经济来源，只好去餐馆刷盘子，去食品厂装豌豆罐头。八年中，他勤工俭学，刻苦攻读，主修无线电专业，后来又读自动控制，先后获得了硕士及博士学位。

    1949年，梁思礼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放弃在美国的各种优越条件及优厚待遇，凭着那股纯洁坚定的爱国热情，毅然决然地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他在乘船归国的途中，预感到“十一”这天会有大活动，就天天用无线电收音机收听，听到新中国成立了，国旗是“五星红旗”。当时他和同船的归国人士想象不出是怎样的“五星”，就找出一块红布来，把大五角星贴在红布的中央，四个小星贴在四角，他们就是在这样一面想象中的“五星红旗”下，开了一个热烈而又特别幸福的庆祝会。

    这种对新中国诞生的热爱、欢欣、鼓舞，是由衷的，他那颗爱祖国的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表现得非常具体动人。

    有一次梁思礼赴美访问，在西雅图遇见了当年的同窗好友，也是华人，也是研究导弹的专家，他的年薪是300万美元，而当时梁思礼一年的工资还不到1万元人民币。许多年之后，有人咄咄逼人地问过他：别的你不计较，但当时这件事对你一定有很大的刺激吧？

    已经85岁高龄的梁思礼面对提问，十分冷静，极为沉稳，掷地有声地回答道：“我那位同学研究出来的导弹，当时也许就瞄准中国；可我研究出的导弹，却是保卫祖国。我为此非常自豪！”老人铿锵有力的回答，让在场的嘉宾感动得热泪盈眶，并报以敬重的掌声。

    爱国热情使梁思礼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达观、乐观的心态。有人拿出一张他当年下放河南养猪的照片：一个扎着白围裙的导弹专家站在猪圈旁，圈里的猪看见他兴高采烈，两只前爪搭在圈墙上，特逗。梁思礼看罢照片说，他一向是抓质量的，养猪也同样抓质量，从配种到接生，从育肥到出栏，他都一项一项严把质量关，就是有一点缺陷，从来不敢杀猪。谈起这些事情时，他甚为津津乐道。他说他能永远保持乐观进取的情绪，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结果。他说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大财富是爱国，热爱一个在世界文明史占有重要一席的祖国。

    1929年梁启超逝世时，梁思礼只有4岁多。但在梁思礼的心中，父亲的影响却伴随了他的一生。尽管梁启超子女众多，但他对子女们没有偏爱。为了平衡，不让子女们因偏爱而闹小情绪，梁启超有时会给在海外的子女们统一写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而且在信中对每个人都会夸奖一番，甚至对儿媳林徽因、大女婿周希哲也时常夸奖。

    在家书中，梁启超对子女们读书、写字、学习课程，选择学校、选择专业、选择职业等各方面都给予指导，却从不强迫命令。孩子们也向他坦诚地诉说学习和思想上的困惑，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梁启超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

    他特别关注子女们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从小就让孩子们读《论语》《孟子》，希望子女都具有“不惑”、“不忧”、“不惧”的君子德行，养成健全的人格，成为新民。无论遇到何事都能有睿智的判断、坚定的信念和勇敢不惧的精神。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有七个先后出国留学海外，个个都是俊杰，学成后都回国报效祖国。

    梁启超在家书中，从没有疾言厉色的训斥，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口气，更没有顽固不化的面孔，反而处处浸透着炽热的情感、亲切的称呼、细致的关怀、深情的思念、真诚的告白、娓娓的诉说、谆谆的教诲，体现的是深深的父爱。

    确实如此，梁思礼的许多心态做派，对人对事，都体现了父亲基因的传承，比如积极向上、豁达乐观、不计待遇、对亏待自己的事情从不耿耿于怀等。他多次谈道：“父亲说过，人的一生活在苦恼里，跟生活在沙漠里一样，有什么意思？我也是这么想的，人的一生应该达观、乐观。”

    梁启超在1916年1月2日写给思顺的信中说：“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在我犹然，况于汝辈，今复还我忧患生涯，而心境之愉快视前此乃不啻天壤，此亦天之所以玉成汝辈也。”

    他在1928年5月13日致思顺书中说：“你们在爹爹膝下几十年，难道还不知道爹爹的脾气吗？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功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

    粗略地了解了梁思礼院士的一生，让我深深地感悟到，家教家风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梁思礼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心，是从父亲梁启超那里传承下来的，是梁家的家教家风浸润的结果。梁思礼的一生也让人们认识到，爱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不是演讲词中的老生常谈，它是人生很具体很生动的信仰与追求；“爱国”两个字，不是用一般的红墨水蓝墨水写得出来的，它需要用血水、汗水和泪水去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