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必须相互依存，相互交往。于是，在客观上就一定会产生这种互相交往的需要。在交往中所逐渐形成的互相依恋的真挚感情，便是我们所说的友谊。可见，友谊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社会需要。现实生活也说明，无论是什么人，不能事事靠自己，不可能万事不求人，总得有人支持和帮助。可见，生活中没有友谊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友谊不等于义气，如果把友谊与“江湖义气”、“哥儿们义气”混为一谈，那就错了，就会误入歧途。因此，我们应当把诚挚作为交友之道的一个基本原则。
　明代学者苏浚在他的《鸡鸣偶记》中，把朋友分为四类：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我们对朋友，应该观察、了解，分清是益友还是贼友。冯玉祥将军曾经和蒋介石拜过把兄弟，但是当他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之后，就毅然与蒋介石决裂，而与共产党合作。
　在社会上，有一些青年，很喜欢讲所谓“义气”，如讲“江湖义气”，“哥儿们义气”等。实际上义气，本来是属于封建道德的范畴。我们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小生产者势单力薄，为了对付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也为了度过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往往采取结义的形式，联合一些人，形成封建行会等组织，患难相扶，同舟共济，讲究江湖义气，不少人看过《史记》和《水浒》，很喜爱那些言必信、行必果，成仁取义，不惜捐躯的仁义之士。这种义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下层或劳动人民之间，确实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有的还含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还有一种是亡命之徒、社会渣滓，所讲的“哥儿们义气”，在他们中间，拜老头子、排辈份、结拜兄弟，抱成一团，唯帮派头子之命是听，唯帮派集团之利是从。他们之间所大肆宣扬的“同生死、共患难”、讲“义气”之类，是用以维护他们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封建行帮关系。综上所述，不论是“江湖义气”还是“哥儿们义气”与革命同志友谊都有着本质的不同，“义气”与“友谊”不能混为一谈。
    在今天，在同志之间应当建立起革命的友谊关系，绝不能互相吹捧，互相包庇，搞“行帮”，闹宗派，这些同友谊是格格不入的。新时代的人际关系一定要高度警惕这种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庸俗的作风的侵蚀，建立起同志友谊。例如在单位里，某某同志病了，大家都去探望；某某同志有了困难，就主动去帮助；和睦相处，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给同志一点安慰、一些谅解、一个微笑……这些事虽小，但都能体现着同志间的友爱，凝结着真诚的情感。
    要择善而交。社会交往是人们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党员和领导干部也不例外。然而，交往对象的选择，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诚如古人所说：“与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虽融为水，其色愈污；与端方人处，如炭入熏炉，虽化为灰，其香不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朋友有高下之分，交往有损益之别。交友受益，前提是交往正常、健康。那种虚于应酬、空耗时日的泛泛之交，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的庸俗之交，互相利用、投桃报李的势利之交，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社会上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千方百计和领导干部套近乎，看中的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资源。不少人正是因交友不慎而被逐步拉下水的。一位伟人曾说过：“情义只有建立在人民的利益之上，才是伟大的、崇高的。”各位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辨良莠、分好坏，多交普通百姓朋友，多交先进模范朋友，多交学识高、品行好的朋友，对那些阿谀逢迎、品行低劣、心怀叵测、惟利是图的所谓“朋友”，一定要提高警惕、拒而远之。同时还必须坚持正确的交往方式，“君子之交淡如水”，要追求淡泊俭朴的交往境界，节日一声问候，见面一杯清茶，既可以使自己身心轻松，又有利于培育真挚纯洁的友情。(永兴县  黄景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