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传身教 细雨润物

　　一一林伯渠的家教家风

　　记述林伯渠重视家教家风的文章不多，这些文章有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的，有学者研究、挖掘的，我学习后都感慨很深。在常德市委党校最近举行的纪念林伯渠诞辰131周年座谈会上，林老的外孙齐放同志向我们坦言，其实林老自己在家教家风方面留下的文字也不是很多，他给后人以教育、启迪并使之谨记遵循的主要方式，还是通过其言行潜移默化地熏陶……

　　一一传递慈父的疼爱。2013年1月30日，潇湘晨报的记者在北京采访了林用三。精神矍烁的林部长深情地回忆道，1960年5月29日上午9点多他到医院去看望林老：“他(林伯渠)拽着我的手，摸来摸去的，轻声说，这个手还可以。我又去上学了。当天下午3点去探望父亲时，别人告诉我，老人家上午就去世了。"这是林用三最后一次见到林老。一个跨越三个历史时期的老臣、一个叱咤风云的革命斗士，此时更是一个充满怜爱的长者，他在自己最小的儿子的手上“摸来摸去”后，静悄悄地离开了他始终那么热爱的国家、那么热爱的事业以及那么热爱的亲人。"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作为职业革命家，早期的林伯渠为着革命的理想走南闯北、出生入死，与妻儿们聚多离少、甚至鲜有文字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心中无挂，并不意味他没有舔犊之念。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利后，林伯渠绕道香港准备赴苏联学习，其间秘密来到上海看望他始终牵挂着的家人。林老的三女儿林利(又名林秉佑)在《回忆我的父亲林伯渠》一文中写道:“一天，父亲回来了，他身穿灰布长袍，装扮成商人模样，风尘满面，须发斑白。孩子们围上去，争着问他从哪里回来的。他让我们围着他坐着，象说故事似地对我们说了他的旅途情况……”这段记载很容易让人与“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怡然、恬静画面联系在一起，并由此产生无穷的遐想，须知他当时正是国民党要追捕的“要犯”! 而“围着他”、“象说故事似地”文字描述，更让我们一下子触摸到了一位慈祥可爱的父亲。此后十多年中，孩子们都没能见到他，甚至“连他的姓名也不能在外人面前提起”，但孩子们却能始终记挂着自己的父亲，并会从他少有的家信中感受到无尽的暖意。而到了一九三八年二月林利和妹妹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林伯渠时，他“同我和妹妹说了许多话，实际上是给我们上了第一堂政治课。……当我说到家里经济困难时，他问‘没有挨饿吧’……”简单一句问话，父亲对子女的疼爱跃然而出，让人难以释怀。

　　一一传播理想的种子。在接受潇湘晨报记者采访时，林用三还曾满怀深情地回忆道：父亲又是共产党元老。他曾经说过，最初也不懂什么是马列主义，就是接受了一些先进思想，后来到了日本，接触了孙中山，他觉得三民主义好，就支持孙中山;到北京后听了李大钊的主张，觉得更好，又跟了李大钊。父亲1920年入党，李大钊和陈独秀做介绍人。他身上有革命的激情，后来跟着李大钊，搞起了共产主义。父亲跟我讲过一点，要是想追求享福的日子，根本不用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国民党有我(林伯渠)的位子"。的确如此，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一，林伯渠曾一度官至国民党中央常委，可谓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但是他在深刻洞析中国社会现状和反复权衡国共两党前途之后，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南昌起义，并选择跟着共产党走到底。这给他的孩子们的记忆深处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另据资料记载，大革命失败后直至1938年，林伯渠的家庭"时而是掩护党中央机关的特殊场所，时而逃至乡下老家避难;先后辗转于上海、广州、湖南、杭州"。孩子们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感受革命的熏陶，经受着斗争的考验。当得知他们年迈的父亲随着长征的队伍“在沼泽地带行军时”，都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自豪。林利还在回忆文章写道：“由于这位革命老人的榜样的影响，很自然的，他的子女亲属和家乡的许多青年，在抗日战争期间一道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林利和她的姐妹到延安后，又被选送到苏联学习，以后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文革中被打成“保皇派”、 “杨献珍黑帮分子”、“苏修特务”，还于1968年3月被捕，关押7年零40天，但是林利表现出了宁折不弯的刚强性格以及共产党人坚定信仰，并一直坚守到恢复自由。若干年后林利回忆这段往事，依然难以忘怀父亲的影响:“每逢我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挫折时，只要想到他的教诲，想起他那亲切而又有所期待的目光，就不由得重新鼓起勇气，去排除艰险，去继续走一个共产党人应走的路”。林老对子女的教诲、还体现在为孩子取名上。他和邓子恢各自找回早年在江西苏区失散的儿子后，分别为他们取名为邓苏生和林秉苏，意为纪念出生于中央苏区红都瑞金和告诫秉承苏区精神。这从形式上是一种纪念和期待，深层次是一种潜移默化、刻骨铭心的心理暗示，激励着他们孩子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一一传授修为的准则。林伯渠十分注重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子女修身立业。齐放是林伯渠的小女儿林秉元的儿子。在常德市委党校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向我们展示了一幅1959年9月17日摄于颐和园的全家福照，年小的齐放站在林老的右膝旁。齐放若有所思地向我们介绍，在与姥爷林伯渠为数不多的接触中，林老给齐放留下了对后辈既亲切又严格的印象。“姥爷去世得比较早，那时我还小，要见一面也不容易。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比较调皮，我跟我哥去见姥爷的时候就在屋里到处乱跑，姥爷见此情景就跟我妈说，应该给他们立规矩。”

　　“应该给他们立规矩”，简单一句话，震撼了齐放几十年，也影响了齐放和他的后辈。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他就是规规矩矩地走过了大半生。综观林老用自己的言行给子孙立下的规矩，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做什么都要靠自己奋斗”，不能搞特殊化。当问及林老关心孩子们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时，齐放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要求他们自己管自己”。林用三也是这样回忆的：不像董老(董必武)他们对孩子们很关注，经常写信鼓励。他从来不给我写信，给侄子写信都是我写，给他看了之后，签个名字就行了。他对我们的要求很苛刻。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做什么都要靠自己奋斗。林利回忆道:“对于自己的子女，父亲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注意严格教育。作为共产党人，他更从新的高度对待这个问题。延安期间，有我的兄弟、堂兄弟、堂姐及其他亲属多人在各单位学习或工作。父亲首先注意的就是培养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杜绝特殊化的苗头，要求他们建立革命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林老还时常教育其子女不要持有自身高人一等的想法。为了防止子女生活上搞特殊化，他还专门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不让他们违反制度提供特权。齐放说，当时，他的舅舅林用三才上小学，林伯渠让他自己拿着碗到大食堂和一般干部战士一道用餐，还要求林用三看戏不抢前排……林用三回忆，全国解放后，“北京的条件越来越好，可他仍然象在延安那样，让我们去食堂吃饭，从来不用汽车送我们。我就是这样在父亲的指引下，由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小孩子，成长为一个有了一定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多年从事林伯渠研究与宣传的林伯渠故居纪念馆馆长严清涛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林老严格要求女儿的故事。1946年深秋，林利从国外回到延安，回到阔别8年多的父亲身边。不久，组织上决定林利去东北工作，林伯渠对她说：“多年不在一起，本来是想让你留在我身边的，但是，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他叮嘱女儿，去东北后，一定要下农村参加土改，一定要争取在基层锻炼的机会。他还特意提醒林利切不可为私事要求组织上和他通电报，由于当时正值战争时期，联系主要靠电报，而为私事拍电报是不能允许的特殊化表现。在林利的回忆文章中还有这样的文字:“他最操心的就是:在全国胜利的气氛中，我可能会漠视艰苦朴素的作风，会在生活上搞特殊化。因此每逢我去看他时，只要他觉得我穿着不够普通，就要批评”。林伯渠还通过自己的言行告诫子女，也不要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搞特权。让林用三时常想起的还有一件事：“一汽出了解放牌汽车，临澧派了两个亲戚找他，要一辆解放牌车。他拒绝了。能给家乡搞特殊吗?亲戚就别扭了，但是他还很客气，就把我喊去了，陪他们吃顿饭，然后让他们走了。”

　　二是“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齐放告诉我们，他的舅舅林用三出生在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所以姥爷即给他取名林相持,后来上延安保育院又改名林用三，姥爷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希望他要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这便是“三用”。林用三在题为《爸爸给我起名字》的回忆文章中，还比较详细地记叙了一些有意义的故事。林用三12岁的时候，林老就用“你说你行军的时候参加过斗地主，那你自己又算是什么阶级”的问题启迪他，引导他思考、认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进而告诫他“作为无产阶级的人，就要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当看出儿子的志趣后，林老又鼓励他争取“当一个好的技术人员”。此后，林用三积极参加课外小组活动，做出过潜艇模型、电动机、矿石收音机等。1959年高中毕业后准备投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林伯渠同意儿子的想法并再三叮嘱:“我只希望你能学到一些真正的本事，脚踏实地地做些工作，为国家建设出力”。林用三牢牢记住了父亲的教诲，从哈军工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后，从事了近二十年科学技术工作，历任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天津津华无线电厂技术员，国家仪器仪表总局副处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仪表局副总工程等职务。担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后，还担任过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中国职工教育与职业培训学会会长，始终围绕“三用”做人、做事。

　　三是要有新观点，还要实事求是。林伯渠终常告诫子女们要善于接受新生事物。林用三曾回忆：“林老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喜欢改革。说一个小事，父亲的哥哥喜得重孙，要父亲取名字，他立即取名为林新观，意思就是新的观念。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愿意搞一些新的观念。”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虽然年事偏高，但林老对新生事物非常敏感，据林利回忆，1938年2月她与父亲见面时，林老就问她知不知道新文字，当得知林利不知道时，他马上说“太落后了，快拿纸来，我教你。”林老那时正积极参与推行文字的拉丁化运动，并和吴玉章一起，领衔发起成立了新文字协会。与此同时，林老又不断叮嘱孩子们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好高鹜远。齐放同志给我们提供了一封复印件，是林老1946年12月8日写给三女儿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如能顺利的到哈市很好，至于工作应与当地负责同志商定，总期不骛高远，实事求是为要。”同样，在林用三准备投考哈军工时，林老一方面肯定他的志向，一方面又反复提醒他“航空是天马行空、好高骛远，但做人还是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另外给林用三印象深刻的，林老是带着大量的调查研究成果参加庐山会议的，但从庐山返回后，“情绪变化非常大。那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在房里写大字，写的就是实事求是。”

　　四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是百姓对他的赞誉，林伯渠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自1937年9月起，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达13年之久。他经常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从乡干部到边区政府主席，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带动形成了延安时期“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风尚。1945年6月13日，在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局负责人参加的边区专员联席会议上，林伯渠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权作风就是，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根据有关资料，1949年，已是63岁高龄的林老，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不辞辛劳，有时竞连续工作二十来个小时。为了勉励自己，他在日记本上端端正正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地盖上了自己的印章。这一切，无疑是对后人最明确、最有力的引领。去年，齐放同志通过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不能忘却的记忆》一书，就把这十个大字赫然印在了扉页。

　　林伯渠同志重视家教、传承好的家风的诸多往事生动、鲜活，它深深的影响了林家几代人，也给了我们许许多多深刻的启示。习近平最近反复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对照习总书记的要求，我们十分有必要向林老学习，从家教、家风入手，优化社会的基本细胞，营造优良的民风、政风、党风。(中共常德市委党校 杨琦明 )